公斋四咏。新竹创作背景
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文学家,他生活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官场腐败。皮日休本人仕途并不顺遂,曾做过幕僚等职,后参加黄巢起义。这首《公斋四咏·新竹》是他在官署书斋中所作,通过对新移栽竹子的描绘,寄托自己的情感和志向。当时作者可能处于相对安定的任职时期,有闲暇在公斋中种植新竹,并借咏竹来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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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文学家,他生活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官场腐败。皮日休本人仕途并不顺遂,曾做过幕僚等职,后参加黄巢起义。这首《公斋四咏·新竹》是他在官署书斋中所作,通过对新移栽竹子的描绘,寄托自己的情感和志向。当时作者可能处于相对安定的任职时期,有闲暇在公斋中种植新竹,并借咏竹来抒...
此诗作者佚名,题为“和欧阳衮”,可见原唱为晚唐欧阳衮(衮一作“袞”)。 唐末五代,长安虽残破,但洛阳、汴梁等陪都仍循旧制,每至上元,灯火极盛。 诗人或客游京畿,值此元夕,见满城灯彩、朱门歌舞,遂步欧阳衮原韵而作。 诗中以“兰焰”“芝火”点出唐代灯品之奢丽,亦寓末世繁华易逝之感慨。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时李涉因直言忤权贵,被贬峡州司仓参军,途经九江,探望胞弟李渤。李渤时任江州刺史,励精图治,有澄清天下之志。诗人借“新罗剑”之典故,以神剑赠弟,寓盼其剪除强藩、重振朝纲。诗题“新罗剑”者,或指新罗国所贡宝剑,亦可能是借名夸饰,以壮行色。
此诗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中秋翌日,杜牧任膳部员外郎时所作。诗人清晨随班朝参,途经天津桥,触景生情,遂成此十六韵长律。时杜牧自湖州刺史征还京师,虽居省闼,而久滞郎署,心怀郁悒;又值中秋,思乡念友,兼呈工部刘公,以抒怀抱。
章孝标,中唐诗人,元和十四年进士。此诗约作于长安求仕期间。诗人借咏鹰寄寓自身怀才不遇的处境:鹰有凌云之姿、搏兔之能,却终因饥寒而被迫“向人鵮断碧丝绦”,暗示士人纵有才华,亦难免受困于现实,不得不挣脱羁绊,另寻出路。诗中的鹰既是猛禽写照,也是寒士自喻。
此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之后。元稹时任浙东观察使,驻越州(今绍兴),而周从事则在杭州幕府。周氏以十首清丽小诗相寄,元稹公务缠身、老病渐侵,既无力遍和十章,又感于对方潇洒风致,遂作此诗以答。诗中“老病”“羡山”皆实录其晚年多病、心绪萧散之状。
此诗作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前后。白居易与元稹(字微之)同历宦海,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情谊深厚。此前白居易已寄给元稹《馀思未尽》四韵诗,意犹未尽,再追加六韵,故曰“重寄”。其时二人皆已五十岁左右,各有一女而尚无子嗣,故诗中兼及身后文名与家学传承之思。
张祜一生未第,漫游江南,多居杭州、苏州一带。此诗约作于唐文宗大和年间,诗人访馀杭龙泉观,登临观宇,面对仙迹胜景,触发身世之慨。唐末江南佛道并盛,士人常借游观抒写仕途失意与人生迷惘,此诗即景抒怀,亦属此类。
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约812年前后)。姚合时任武功县主簿,常赴长安公务,得以出入权贵园林。郑潜曜为皇室贵婿,其东园以“药圃、竹池、密林”三绝闻名长安。诗人借题咏林亭,既写园林之幽,亦寓仕途之慨:身处下僚,唯有在贵游园林中暂得心灵栖泊,而京城士人竞逐名利,无人识此清境。
李涉曾因事被贬南方,后遇赦北归,途经秦陇一带的连云堡。连云堡为唐蕃边境要隘,地势险峻,戍卒孤危。诗人目睹边备废弛、朝廷闭塞,深感边事危急而中枢壅蔽,遂题诗堡壁,以抒愤懑。
鲍溶生活于中唐后期,曾任幕僚小官,公务繁冗,心境常受拘束。禅定寺是当时长安著名的寺院,寺内有集公竹院,修篁万竿,环境清幽。诗人偶得公暇,来此小憩,与寺僧集公交往,遂写下这首题壁诗,记录自己暂脱尘网、寄情竹院的情怀。
此诗约作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六十五卷,藏于洛阳香山寺,李绅因题诗于卷末。李、白二人同列“元白诗派”核心,交谊深厚;李绅见友人宏富著作得以珍藏,遂以诗志贺,兼寓推崇与规箴。
杨衡为中唐诗人,曾漫游江南,与佛道中人交往。此诗当为途经某山,拜访道友玄和师,见其炼丹静室,有感而作。中唐时期,士人既怀济世之志,又屡经宦海风波,遂多寄情方外,以求精神超脱。诗人借题咏仙室,抒发了对尘网的厌倦与对逍遥的向往。
陆畅为中唐诗人,与独孤少府交好。少府即县尉,独孤氏在长安城南筑有别业,背山临水,景致幽绝。诗人过访,见园林如世外桃源,遂题诗以赠。中唐士人好营园林,借山水以远尘嚣,此诗亦折射出当时文人“市隐”之风。
张祜晚年漫游江南,重访常州或苏州某寺,得知昔日诗友灵彻上人已圆寂,旧房空寂,触目生情,遂题壁此诗。诗中“旧知音”既指灵彻,也暗含诗人对盛唐诗坛凋零的感慨。
诗作于唐僖宗乾符年间。皮日休自襄阳北上应试落第,途经潼关,见昔日雄关因百年无大战而戍楼空寂,遂题诗于佛寺壁。时关东虽暂安,然唐王朝已呈衰象,诗人借关隘兴废抒写对时局的忧思与个人仕途失意后的归隐之念。
杨收为唐宣宗、懿宗朝宰相,曾显赫一时,后因党争被贬,卒于岭外。此诗当为他人或杨收本人于被贬后题写宅第之作,借宅院之荒凉寄寓仕途沉浮之慨。
此诗约作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前后。白居易时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已届晚年,政治热情渐退,生活重心转向“中隐”之道。他在洛阳履道里营建新居,环境清幽,心境闲适,于是写诗寄给远在宣州的友人崔相公(崔群)。崔群曾任宰相,此时外放宣歙观察使,仍怀“济世”之志。白居易借新居落成之...
此诗为陆畅题写在悟公禅师禅堂壁上的赞诗。悟公是长安一带名僧,驻锡某寺禅堂十余年,戒律精严,法席鼎盛。陆畅早年曾游秘书省,后皈依佛门,与悟公为方外交。诗成于唐宪宗元和年间,时陆畅约三十余岁,既感慨悟公传法之久,又悟其宿根深厚,遂作此赞。
此诗约作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许浑任润州司马或睦州刺史时。诗人远离长安,身处江南小郡,官舍荒僻,心境落寞。诗中“京华信自稀”透露了他与中央政权、旧日同僚日渐疏隔的失落;“簟瓢贫守道”则表明虽居下僚、贫病交加,却仍保持士人操守。全诗借景抒怀,以官舍周遭的雁、鼓、钟、树、风雨,烘托出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