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题天台国清寺齐梁体创作背景
皮日休于咸通十年(869年)游历天台山时所作。时值晚唐佛教鼎盛,国清寺作为天台宗祖庭香火兴旺。诗人受南朝齐梁绮丽诗风影响,以虚实相生手法描绘佛寺胜景,既显山水奇观,又暗含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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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日休于咸通十年(869年)游历天台山时所作。时值晚唐佛教鼎盛,国清寺作为天台宗祖庭香火兴旺。诗人受南朝齐梁绮丽诗风影响,以虚实相生手法描绘佛寺胜景,既显山水奇观,又暗含禅机。
此诗作于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822-824年)。韬光禅师在杭州天竺寺修行,与白居易交游甚密。诗中描写的"两寺"指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当时因宗派分立而形成特殊格局。白居易通过寺院景物的描写,表达对禅师修行境界的仰慕。
此诗创作于唐末社会动荡时期。唐彦谦早年科举失意,晚年隐居。诗中“避俗门深”“一年虚白”暗示其隐逸生活与仕途挫折,而“怀人”“诗伴”则反映对友人的思念及文人交游的寄托。
本诗创作于罗隐科举屡试不第、流寓南方时期(约863-873年间)。诗人与虔州(今江西赣州)任职的薛大夫有旧交情,通过遥寄诗作抒发仕途失意与友人思念的双重情感。唐代中期后节度使权重,诗人借"亚相"官职对比自身际遇,折射出晚唐士人的普遍困境。
此诗作于中唐时期,姚合曾任秘书少监等职,常与起居郎裴起居共事。唐文宗大和年间,朝廷推行“太和改制”,注重典章制度与史官修撰。诗人通过赠诗赞颂裴起居恪尽职守,并隐含对朝廷中兴的期许。
翁承赞作为唐末五代官员,晚年目睹朝政腐败,遂隐居修道。本诗创作于其修道有成之际,以诫勉子孙的方式总结人生感悟。唐代崇道风气盛行,士大夫兼修内外丹术者众多,诗中"烧丹""羽客"等意象折射出当时社会风尚。
此诗作于唐末乱世,罗隐屡试不第后漂泊江南时期。诗中既表达对友人窦泽的思念,又通过"钱太尉"的典故,揭露晚唐藩镇割据下文人依附权贵的生存困境。后首以自嘲口吻,抒发了求仙不得、借酒消愁的苦闷。
此诗创作于唐代士人隐逸风气盛行之际。作者身份不详,推测为友人顾公员外辞官归隐山林后所作,借诗文表达对其高洁品行的赞颂及未能助其施展抱负的遗憾。诗中“祥麟避网”“丹凤衔书”等意象,暗含对顾公才华与隐逸选择的双重肯定。
本诗作于晚唐会昌年间(841-846),陆龟蒙隐居甫里时与华阳观道士交往密切。开成五年(840)武宗灭佛运动波及道教,诗人目睹道观变迁,借赠别诗寄托隐逸情怀。诗中"醮后归紫阁"暗指会昌年间敕建九转醮坛的道教复兴现象。
此诗作于唐末动荡时期(约880年前后),韦庄因黄巢起义避乱江南期间。诗人与弟弟们天各一方,目睹江南秋雁南归景象,感怀身世漂泊与家族离散,遂作此诗遥寄思念。诗中既见晚唐士人普遍的乱世飘零之感,也反映了作者隐逸避世的思想倾向。
此诗创作于唐中期南方治理成效显著时期。广南地区经数十年经略,军事冲突渐息,文治建设兴起。刘仆射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推行文教政策,诗人为赞其政绩而作。反映唐代"以文驭武"的治国理念及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曹松早年屡试不第,长期流寓长安。此诗应作于与崇圣寺僧人交往期间,通过描绘寺院清幽景致,展现对禅林生活的向往。晚唐社会动荡背景下,士人常借佛理寄托精神,诗中"望山""伴鹤"等意象,折射出诗人对尘世的疏离感。
此诗作于唐末乱世,罗隐目睹朋党之争与吏治腐败,借寄赠大理寺徐郎中之际,抒发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晚唐科举舞弊盛行,诗人屡试不第的经历与"诜枝老"暗合,反映士人困顿。
此诗作于唐末战乱时期,黄滔滞留岭南多年未得升迁。时任南海(广州)高官的黄尚书是其旧识,诗人借寄诗既表达对友人显达的祝贺,又委婉吐露自身困顿,暗含求援之意。
此诗作于晚唐黄巢起义后社会动荡时期。罗隐屡试不第,目睹朝政腐败,常借山水诗寄托隐逸之志。剡县(今浙江嵊州)为道教圣地,主簿友人或有修道之举,故以此诗共勉。
此诗创作于晚唐社会动荡时期,罗隐因长期科举失意,目睹朝廷重用权贵而轻视文才,借寄赠李舍人之机,以历史典故讽喻现实。诗中通过枚皋、扬雄等汉代文士的典故,暗讽当时文人待诏之职的尴尬处境。
此诗创作于晚唐动荡时期,韦庄经历黄巢起义后流寓江南。家叔南游归来正值藩镇割据、战乱频仍之际,诗人借贺归之机,暗含对时局的忧思与家国情怀。
本诗作于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交游时期。白居易曾于前年秋日作《闻蝉》诗寄赠,以蝉声喻人生迟暮。刘禹锡闻蝉有感,既回应白诗意境,又借机抒发自身对时光流逝、友人离别的双重感慨,体现唐代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
此诗作于晚唐社会动荡时期。罗隐目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借咏秦始皇陵抒发对历史的反思。晚唐文人常通过咏史批判现实,本诗以独特视角揭示权力更迭的荒诞。
此诗作于元和四年(809年),元稹时任监察御史。 其妻韦丛产后病逝,年仅二十七岁。在妻子去世满月之际, 诗人以沉痛笔触写下这首悼亡诗,表达对亡妻的深切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