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

石碑在开元寺的土下被发现，如今放置在太守的便厅里。
秦穆公葬在雍橐泉的祈年观下，现在他的墓在开元寺东南方向几十步远的地方，那么这座开元寺莫非就是当年祈年观的旧址吗？
淮南王刘长被流放蜀地，走到雍地时，病死在路上。由此可见，这里的雍并非指长安，而是古代的雍州。
宏伟的开元寺，仿佛就是当年的祈年观。
昔日的建筑早已被扫荡一空，化为尘土，只有这块古碑埋在地下，没有腐烂。
碑上的诅楚文虽然还能阅读，但令人感叹的是，文字的写法早已变迁。
碑文上说：“秦国的嗣王，派遣祝官用着瓒玉祭祀神明。
从前我的先君穆公时代，与楚国曾立下互相扶持的盟约。
我们曾在巫咸面前祝告发誓，希望万世都不相背叛。
如今，楚国的后嗣君王，竟敢制造了许多事端。
他们残害无辜，如同割取未出生的胎兽，连亲族也遭到囚禁。
计算他们所作所为的罪恶，简直比夏桀和商纣还要混乱。
我听说古代秦国的风俗，是表面伪诈，背后也不觉得惭愧。
哪里只是公子邛这样的人，就连社神也被他们欺骗。
这遥远得千载之后的事，让我看了，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哂笑。”

《诅楚文》石刻：战国时期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为秦王祈求天神保佑秦国，诅咒楚国的祷辞。据考证，为秦惠文王或秦昭襄王时期所作，是研究战国历史、文字和盟誓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历史上曾发现三块内容相似但神名不同的《诅楚文》刻石，苏轼在凤翔所见应为其中之一。

雍城与祈年观：雍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重要都城，位于今陕西凤翔县南。秦穆公曾葬于此。祈年观是秦国著名的宫殿建筑，秦穆公时所建。苏轼在诗序中推断开元寺所在地即为祈年观旧址，体现了他对当地历史沿革的关注。

淮南王迁蜀事件：指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谋反失败，被贬谪徙往蜀地，途中在雍地（今陕西凤翔）绝食而死。苏轼引用此典故，意在佐证凤翔即为“古雍”，而非当时人们常误以为的长安，展现了其历史地理考证的功力。

苏轼的史论笔法：苏轼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史论家。他的许多诗歌都融入了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独特评价，常能于常见史实中翻出新意。本诗中对秦人“面诈”风俗的批判，即是这种史论笔法的体现，使诗歌不局限于咏怀古迹，而具有了思想深度和批判精神。

• 诅楚文：战国时期秦国刻石，内容为秦王祈求天神保佑秦国获胜，诅咒楚国的檄文，后世出土多块。苏轼所见为其中之一。
• 峥嵘：形容建筑物高耸的样子。
• 诅书：即指所发现的《诅楚文》石碑上的文字。
• 秦嗣王：指秦惠文王，因其诅楚伐楚，故称嗣王。
• 祝用瓚：祝，祭祀时司礼之人。瓚，一种用于祭祀的玉制酒器。
• 约相捍：互相支援、保卫。指秦穆公与楚曾有的盟约。
• 巫咸：传说中的神巫，此处指代神明。
• 刳胎杀无罪：刳，剖开。形容楚国王室残暴，滥杀无辜，手段残忍。
• 圉绊：拘禁，束缚。
• 桀纣：夏桀和商纣，都是古代著名的暴君。
• 面诈背不汗：指当面虚伪，背后也不觉得惭愧，形容秦人狡猾。
• 公子邛：战国时期秦国公子，史载其被谗言所害，苏轼在此借以讽刺秦人好欺的习俗。
• 社鬼：社神，土地神。
• 发我一笑粲：粲，笑容的样子。意为引得我不禁发笑。

这首诗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期间，因发现《诅楚文》碑刻而写下的一首集考据、议论、抒情于一体的怀古诗。全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诗前小序，以散文笔法记录了石碑的发现地，并通过对秦穆公墓位置与开元寺关系的考证，推断出开元寺可能是秦代祈年观的旧址。同时引用淮南王病逝雍地的典故，确证此地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古雍州，为下文抒发兴亡之感奠定了基础。

第二部分从“峥嵘开元寺”到“何啻桀纣乱”，主要描写眼前景象和碑文内容。诗人面对宏伟的开元寺，不禁联想起当年巍峨的祈年观，然而曾经的繁华早已荡然无存，只有这方古碑还顽强地诉说着过去。他详细转述了碑文的内容：秦王在神明前控诉楚国背弃盟约、残暴无道，罪行甚至超过了夏桀和商纣。这部分看似客观描述，实则为下文的反转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是全诗的精华和高潮所在。苏轼在陈述了秦对楚的指责后，笔锋突然转向对秦国的批判：“吾闻古秦俗，面诈背不汗。”他直接指出秦人向来虚伪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羞耻之心。不仅像公子邛这样的贵族会遭遇谗言，就连社神也会被他们所欺骗。这种深刻的讽刺，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诅楚文》表面的义正言辞，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政治表演。最后一句“辽哉千载后，发我一笑粲”，诗人跨越千年时空，以一声洞察世事的微笑，表达了对历史上一切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轻蔑与嘲讽，展现了苏轼特有的历史睿智和豁达胸怀。整首诗层层递进，由物及史，由史入论，最终归于一笑，读来意味深长。

这首诗兼具叙事、考证、议论与抒情。诗的开头以序文引出发现石碑的地点与历史考证，体现了苏轼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历史地理知识。“峥嵘开元寺”四句，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对岁月无情、物是人非的深沉感叹，宏伟的建筑已成尘土，而深埋的石碑却得以幸存，引人深思。中间部分，诗人直接引用并翻译了碑文内容，详细描述了秦王的控诉，揭露了楚国的暴行，为后文的议论做铺垫。然而，苏轼并未止步于此，笔锋一转，“吾闻古秦俗”以下六句，对秦国自身的习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认为秦人“面诈背不汗”，不仅欺骗人，连神明也敢欺骗，其伪诈程度更甚于他们口中所谴责的楚国。这种跳出历史事件本身，从民族性格和文化层面进行反思的视角，使得诗的立意更加深刻。最后，“辽哉千载后，发我一笑粲”收尾，以一声苦笑，将千年前的诅咒与眼前的现实、古人的虚伪与今人的洞察联系起来，充满了历史理性与幽默旷达的智慧。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二月赴任。在凤翔任上，他广泛接触当地文物古迹。诗前小序提及，在开元寺（位于古雍州，今陕西凤翔）地下发现了《诅楚文》石碑。此碑内容涉及秦楚两国旧事，引发了苏轼对历史变迁、世事沧桑的感慨。他考证了开元寺与秦代祈年观的渊源，并依据《史记》等记载辨明此地确为古雍州而非长安。在研读碑文后，他针对秦国先祖的誓言与后世子孙的背盟，以及秦地民风发表了议论，遂作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