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冬冬至后

仲冬冬至节气已经过去，春天仿佛从大地深处开始回归。去年在这个寺庙里迎接春天，今年又是在这个寺庙与春天相逢。春天来了又去，再也见不到那些繁花绿草，只有东风吹过大地，呼啸声如同惊雷。人生在世，七十年的光阴能有多久？我竟然在这个地方第四次迎来了春天。担任这个祠禄之官，再也不会有更替调任，简直就像是粮仓里的管理员，长久任职，看不到任期的尽头。大农寺颁发的俸禄是依照官品而定，生活的丰俭从来都是由各自的命运和本分所决定的。即使把老天给予的年岁在世间消耗殆尽，饥饱生死之事也无人过问。像我这样衰老多病、没有才能的人，固然应该承受这样的境遇，可那些豪杰才俊当年也曾身处此地。说这不是贬谪，实际上却如同被囚禁的累犯；说是归隐田园，却仍然领着俸禄做着闲官。回忆往昔汉、唐以及本朝，都有让官员自我更新和起用废退之人的制度。如今难道没有普天之下的大过错需要赦免宽宥吗？只是不在这个时候推行那些洗心革面、让人重新开始的条例罢了。人生就如同寄居，一年年地老去，岁月凋零，人也渐渐稀少。不要嫌弃我四次见到魏唐（此处或指此地）的春天，能够遇到春天直到头发花白，也算是幸运了。祠禄官的设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听说是元丰年间宰相（指王安石）所创立的制度。本意是要摈斥老成持重之人不予重用，假托给予优待之名创立了这套规矩。当时的弊政或许是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哪里能料到这些如同疮疣般的弊病会遗留后世。那些专权得宠、玩弄权术之事，虽然一时风光，但荣华富贵又怎能长久美好？您没有看见吗，金陵城中那些曾经显赫的故相之家已然零落，就如同寂寥冷落的韶阳庙一样（意指繁华落尽，终归寂寥）。

祠禄官：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制度。宋真宗时始设，初为安置罢职大臣及优待年高望重者而设，使其管理道教宫观，借名食俸禄。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将其作为安排反对变法官员的重要手段，使祠禄官制度正式确立并大规模推行。南宋时沿袭此制。担任祠禄官者，虽有官阶、领俸禄，但无实际职事，是一种典型的“闲官”。此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优待政策，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排斥异己、虚耗人才的手段，对宋代士人心态和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诗中“祠官之设自何时，闻是元丰宰相之所为”即反映了当时士人对此制度源于王安石变法的普遍看法。

• 仲冬：指冬季第二个月，即农历十一月。冬至即在此月。
• 九地：指地下深处，大地之下。此处喻指春天到来的根源。
• 祠官：即祠禄官。宋代特有的官职，常安排罢退大臣管理道教宫观，借名食禄，实际不管事。
• 仓庾氏：掌管粮仓的官吏。庾，指露天的粮仓。这里比喻祠官职位的固定和无为。
• 大农：即大农寺，宋代中央财政机构，负责官员俸禄的发放。
• 癃老：年老衰弱多病之人。诗人自指。
• 元丰宰相：指宋神宗元丰年间的宰相王安石。一般观点认为祠禄官制度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正式确立并广泛使用的。
• 韶阳庙：指南朝陈武帝陈霸先的故居（后改为寺庙），位于其故乡长城（今浙江长兴）。陈霸先出身低微，其庙宇在朝代更迭后归于寂寞，喻指显赫一时的权贵终将衰败。

这首《仲冬冬至后》是宋代诗人张嵲晚年担任祠禄官时的感怀之作。全诗以冬至后春日来临为引，抒发了诗人长久被闲置、虚度年华的悲愤之情，并由此深入剖析和批判了导致其个人命运的祠禄官制度。

诗的结构清晰，情感层层递进。前八句以写景起兴，点出“四度逢春只在斯”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固定性，奠定了全诗困守无为的基调。中间部分，诗人直抒胸臆，将自己比作“仓庾氏”，形象地揭示了祠禄官“久任无年期”的空耗生命状态，并通过“谓非贬谪实累囚，谓是归田犹禄仕”的矛盾心理，深刻描绘了这一官职带来的身份尴尬与精神痛苦。

随后，诗人将笔触转向历史和制度层面。通过对比汉唐及本朝曾有过的“自新及起废”的宽容制度，反衬出当朝不能宽宥人才、使人重新振作的严苛。他追溯祠禄官的设立源于“元丰宰相”的权宜之策，将其定性为“弊政”，并指出其遗祸后世的严重后果。这不仅是对个人遭遇的申诉，更是对整个政治体制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刻反思。

结尾处，诗人以超然的眼光劝慰自己“莫嫌四见魏唐春”，表现出一种在无奈中的豁达。但紧接着，他用“金陵零落故相家，一如寂寞韶阳庙”的历史典故，警醒世人：一切专宠与权谋所带来的荣华，最终都将如过眼云烟，归于寂寥。这既是对历史上煊赫人物的叹惋，也是对当时掌权者的冷峻警告，更是对人生本质的一种哲学思考。整首诗将个人叙事、制度批判与历史哲理完美融合，内涵丰富，意蕴深远，是宋代诗歌中反映士人心态和政治批判的佳作。

这首诗情感沉郁，笔触老辣，既有对个人境遇的悲叹，也有对历史和制度的深刻反思。开篇由冬至节气的自然变化入手，“春从九地回”与“东风刮地如惊雷”形成强烈对比，春天带来的本该是生机，但在诗人眼中却只有东风怒吼，暗示了诗人内心的不平静与环境的严酷。“四度逢春只在斯”一句，将个人漫长的谪居生涯定格在特定时空，强烈的重复感加深了无奈的叹息。

诗的中段，诗人将矛头直指祠禄官制度，将自己比作“仓庾氏”，形象地揭示了这一制度使人虚度光阴、生命被无意义消耗的本质。“谓非贬谪实累囚，谓是归田犹禄仕”两句，更是精准地刻画了祠禄官这种进退失据、身份尴尬的处境，道出了无数此类官员的心声。接着，诗人以汉唐及本朝旧例作比，慨叹如今再无“自新及起废”的可能，暗示了时代的严苛与统治者心胸的狭隘，批判了不能宽宥人才、使人重新振作的政治环境。

最后，诗人通过对祠禄官制度起源的追问（“元丰宰相之所为”），将个人遭遇上升到对历史“弊政”的批评。结尾“金陵零落故相家，一如寂寞韶阳庙”，以历史上显赫人物的最终落寞作结，既是自嘲，更是对一切专权弄权者及不公制度的冷峻警醒——无论当时的“荣华”多么精巧（“事虽巧”），终究难敌时间的淘洗，归于沉寂。全诗将个人命运、历史反思与哲理感慨融为一体，层层推进，格局宏大，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史识和艺术功力。

这首诗的作者是宋代诗人张嵲。张嵲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曾官至中书舍人，后因得罪权臣秦桧而被贬谪。他晚年担任祠禄官，这是一份有官名、有俸禄却无实际职事的闲职。此诗很可能创作于他担任祠禄官期间，具体地点大约在魏唐（今河南许昌附近）的一座寺庙。诗人此时已步入晚年，在同一个地方第四次看到春天来临，联想到自己如同“仓庾氏”一般，长久被闲置在此，前途无望。诗中通过对祠禄官制度的不满和抨击，联系历史与自身遭遇，深刻表达了诗人对于政治排挤、人才废弃政策的愤懑与无奈，以及对宦海浮沉、荣华易逝的深沉感慨。诗中所提“元丰宰相”与“弊政”，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王安石变法及其遗留制度的某种反思与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