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

《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 其一 孩童们骑着竹马玩耍时，太子却不幸薨逝；铜龙漏刻记录着举行葬礼的时刻。 永远谈论着这安葬的事宜，全程采用了东宫太子的礼仪。 长寿或短命皆由上天注定，而死后的哀荣则出自圣上的慈爱。 恭敬地听闻朝廷颁布的褒奖追赠诏书，圣上对太子的挂念，如同当年对与夷（春秋时宋宣公之子，早逝且受重视）一般深切。 其二 太子早年就像剪叶分封般被册立为藩王（此处指获封太子相关爵位），后来接受册命成为储君，地位尊贵。 曾经在洛阳宫苑中演奏的笙歌已然停歇，如今风雪遮蔽了梁园（代指太子的居所或相关宫苑）。 仪仗队冒着寒霜过夜驻守，灵柩前的铭旌朝着月亮飘动。 东宫的官员们虽未能一直侍奉太子到最后，却都痛哭着送太子的灵柩出了都城城门。

1. 唐代太子丧葬礼仪：唐代对太子去世后的丧葬有严格规定，称为“少阳仪”，包括高规格的仪仗（卤簿）、灵柩前的铭旌、符合太子身份的墓穴安排等，诗中“全用少阳仪”“卤簿凌霜宿，铭旌向月翻”均体现了这一礼仪制度，反映唐代皇室礼仪的完备性。 唐代“挽歌辞”体裁：挽歌辞是古代用于哀悼死者、伴随葬礼的诗歌体裁，唐代挽歌辞多为五言律诗或绝句，内容以悼念死者、述其生平、表哀伤之情为主，常由官员或文人创作，用于皇室、贵族或官员的葬礼，白居易此作即符合唐代挽歌辞的体裁特点与功能。 典故“剪桐封弟”与“与夷”：“剪桐封弟”出自《吕氏春秋》，周成王剪桐叶分封弟弟叔虞于唐，后成为分封诸侯的典故，诗中“剪叶藩封早”即用此典，代指太子早年封王；“与夷”为春秋时宋宣公之子，早逝且受重视，诗中借“轸念在与夷”暗指悼怀太子受唐宪宗重视，体现典故在古诗中的借代作用。 唐代东宫制度：唐代东宫是太子的居所与官署所在地，设有太子詹事、太子洗马等属官（即诗中“宫寮”），太子作为储君，地位尊贵，其册立、薨逝均与朝政密切相关，诗中“承华册命尊”“宫寮不逮事”反映了唐代东宫制度与太子的特殊地位。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念：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应反映现实、服务时代，此两首挽歌辞创作于悼怀太子去世这一具体事件中，内容贴合时事，情感真挚，是其创作理念的体现，同时诗歌语言通俗易懂，也符合白居易“俗白”的诗歌风格。

今天我们来学习白居易的《赠悼怀太子挽歌辞二首》，首先要明确这首诗的核心是“悼亡”，悼念的对象是唐代唐宪宗的太子李宁，也就是悼怀太子，诗的编号是8494，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这首诗： 首先看诗歌的体裁与基本情感，这是两首“挽歌辞”，专门用于葬礼上悼念死者，所以整体情感是庄重、哀伤的。大家可以先读一遍诗句，感受一下开篇“竹马书薨岁，铜龙表葬时”的对比——“竹马”是小孩玩的东西，代表太子去世时还年轻，“铜龙”是计时工具，点明葬礼时间，一乐一哀的对比，一下子就把悲伤的基调定下来了，这是白居易开篇的巧妙之处。 接着看内容细节，第一首诗主要讲的是葬礼的规格和皇帝的态度。“全用少阳仪”告诉我们，太子的葬礼用了东宫太子的最高礼仪，这体现了朝廷对他的重视；“寿夭由天命，哀荣出圣慈”则很实在，既说寿命是上天定

白居易的这两首《赠悼怀太子挽歌辞》，是典型的唐代挽歌体裁，情感沉郁庄重，语言质朴凝练，既符合悼亡诗的肃穆氛围，又体现出白居易诗歌“通俗易懂”的风格特点，同时在内容与艺术手法上各有特色： 从内容上看，两首诗各有侧重又相互呼应。第一首开篇以“竹马书薨岁，铜龙表葬时”对比，用“竹马”的童真意象反衬太子早逝的悲痛，以“铜龙”点明葬礼时刻，开篇即奠定哀伤基调；中间“永言窀穸事，全用少阳仪”写葬礼规格，体现朝廷对太子的重视，“寿夭由天命，哀荣出圣慈”则将太子的寿命归为天命，把死后哀荣归于皇帝慈爱，既含无奈又显恭敬；结尾“恭闻褒赠诏，轸念在与夷”借“与夷”典故，进一步强调皇帝对太子的挂念，深化悼念之情。第二首则聚焦太子的生平与葬礼细节：“剪叶藩封早，承华册命尊”回顾太子早年封王、后立为储君的尊贵经历，形成今昔对比；“笙歌辞洛苑，风雪蔽梁园”以“笙歌停歇”“风雪遮蔽”的凄凉景象，烘托太子去世后的萧瑟氛围，情景交融；“卤簿凌霜宿，铭旌向月翻”细致描绘葬礼仪仗的场景，“凌霜”“向月”的环境描写更添悲凉；结尾“宫寮不逮事，哭送出都门”以属官送灵的细节，从侧面烘托太子的受人敬重与早逝的遗憾，情感真挚。 从艺术手法上，诗人善用对比、用典与情景交融。对比方面，以太子生前的“笙歌”“尊荣”与死后的“风雪”“哀哭”对比，突出悲剧感；用典方面，“剪叶藩封”“与夷”等典故的运用，既符合皇室相关的语境，又丰富了诗歌内涵，避免直白表述；情景交融则体现在“风雪蔽梁园”“铭旌向月翻”等句，将哀伤情感融入景物描写，使诗歌感染力更强。此外，诗歌语言质朴无华，无过多雕琢，却精准传达出庄重哀伤的氛围，符合挽歌辞“述哀情、表敬意”的核心功能，也体现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是唐代皇室悼亡诗中的典型之作。

此诗创作于唐代元和六年（811年），作者为白居易。当时，唐宪宗李纯的次子、已被册立为太子的李宁不幸薨逝，年仅十九岁（一说二十岁），宪宗追谥其为“悼怀太子”，并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葬礼。白居易当时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作为朝廷官员，需参与相关丧葬事宜，且白居易向来关注朝政与皇室事务，对太子早逝深感惋惜，遂创作这两首挽歌辞，以悼念悼怀太子，既抒发对太子早逝的悲痛，也体现对朝廷丧葬安排的恭敬，同时暗含对皇室命运的关切。 唐代中后期，太子的废立与存亡常与朝政稳定相关，悼怀太子李宁作为宪宗早期确立的储君，其去世对当时朝政有一定影响，白居易的这两首挽歌辞，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皇室的丧葬礼仪与朝廷上下对太子之死的态度，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