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自修祝和甫读宛陵山谷诗

孙君来自空陵，唯独不喜欢梅尧臣的诗。祝黄两家世代交好，对此更是诋毁批评。闲暇时来敲我的门，一起探讨如何追求纯正的诗歌本源。我斗胆转述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见解，用来告诫你们几位。诗歌的节奏贵在舒缓从容，言语要戒除浮华靡丽。不要因为有了内廷的金盘，就厌弃了古老的酒器。不要被变徵之声迷惑，以致雅乐听起来反而逆耳。比如学习书法的人，如果一味追随米芾父子，一旦看到钟繇、王羲之的法帖，就会弃旧学而远走千里。九方皋相马只重神骏，哪里会拘泥于毛色的骊黄呢？世上纷纷杂说如同稗官野史，却使人迷失了洙泗（儒家）的根本道理。世间之事难以一一陈述，又岂止是文士之间的问题？如果不主动敲击，鼓本身并无成与亏，我想效法昭氏（以无为之道处世）。

1. 宛陵诗：指梅尧臣的诗集《宛陵先生集》，梅尧臣为北宋诗人，号宛陵先生，诗风平淡含蓄，开宋诗风气之先。
2. 山谷诗：指黄庭坚的诗集《山谷集》，黄庭坚为北宋诗人、书法家，江西诗派创始人，诗风奇崛瘦硬。
3. 正始：原指《诗经》中《周南》《召南》等正风、正雅，后泛指纯正的诗歌传统或文学正统。
4. 过庭闻：典出《论语·季氏》，孔子在庭中教导儿子孔鲤学诗学礼，后以“过庭闻”代指父教。
5. 二米：宋代书法家米芾及其子米友仁，以行草和山水画闻名，书法风格纵逸，与晋唐传统有所不同。
6. 钟王：钟繇与王羲之，分别为三国及东晋书法家，被誉为楷书和行书的宗师，代表书法正统。
7. 九方皋相马：典出《列子·说符》，九方皋相马重内在神骏，不辨毛色雌雄，比喻重本质轻表象。
8. 洙泗：洙水和泗水，流经山东曲阜，孔子曾在此讲学，代指儒家学说。
9. 昭氏：指古代乐官昭文，典出《庄子·齐物论》，昭文鼓琴有成有亏，此处反用其意，主张“不鼓”以避成亏。

• 孙君出空陵：孙君，指孙自修；空陵，地名，或指其籍贯。
• 梅诗氏独不喜：梅诗，指梅尧臣（字圣俞）的诗；氏，此处为“此人”之意，指孙君。
• 祝黄世通家：祝，指祝和甫；黄，指黄庭坚或黄氏家族；世通家，世代有交情的家族。
• 訾毁：诋毁，批评。
• 正始：原指《诗经》中的《正始》之音，后引申为纯正的诗歌本源或正统的文学传统。
• 过庭闻：指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教诲，典出《论语·季氏》中孔子在庭中教导孔鲤的故事。
• 节拍贵详缓：诗歌的节奏贵在安详舒缓。
• 浮靡：浮华奢靡，指文风虚饰。
• 内金盘：内廷所用的金盘，比喻新奇华丽的器物，借指当时流行的新奇文风。
• 古罍洗：古代青铜酒器与盥洗器，比喻古朴雅正的传统风格。
• 变徵声：古代七声音阶之一，音调悲凉；此处指偏离雅正的音乐，比喻怪异的诗风。
• 雅乐成逆耳：雅正的音乐反而让人听不进去。
• 牵率宗二米：牵率，追随；宗，尊崇；二米，指宋代书法家米芾、米友仁父子。
• 繇羲帖：繇，指钟繇；羲，指王羲之；帖，书法法帖。
• 九方相神骏：九方皋相马，典出《列子》，指九方皋相马重内在神韵，不重外在毛色。
• 骊黄：黑色与黄色，指马的颜色，代指外在表象。
• 稗官说：稗官，小官，后指小说野史；说，言论、学说。
• 洙泗理：洙水与泗水，孔子讲学之地，代指儒家正统学说。
• 不鼓无成亏：鼓，敲击；成亏，成败得失。意为不主动作为，则无得失之患。
• 师昭氏：昭氏，指古代乐官昭氏，或指《庄子》中的昭文，善于鼓琴，此处借指顺应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态度。

这首诗是程永奇与友人论诗之作，核心在于阐明何为诗歌的“正始”之道。诗人首先指出当时文坛的偏见：有人不喜梅尧臣，有人诋毁黄庭坚，这种门派之争使他深感忧虑。因此，他借机向友人转述自己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诗学观点。他认为，诗歌的节奏应当舒缓从容，语言应当戒除浮华，不能因为追求新奇而抛弃古雅。诗人用一系列比喻层层推进：就像有了金盘就厌弃古罍洗一样，人容易喜新厌旧；就像听惯了变徵之声就觉得雅乐刺耳一样，审美也会被扭曲。他又以书法为喻，指出学书如果只追随时风（如二米），一旦见到更高古的钟王法帖，便会自惭形秽，这说明学习必须取法乎上。而九方皋相马的故事更强调要抓住本质，不要被外表迷惑。最后，诗人感叹世上的杂说太多，使人迷失了儒家正道，并引用道家“不鼓无成亏”的思想，主张以自然无为的态度对待创作，避免刻意求工而失其本真。全诗由具体到抽象，由文论到哲思，展现出作者融会贯通、不偏不倚的学术修养。

此诗是一首以诗论诗的作品，体现了作者通达的文学观。全诗结构严谨，由具体事件引入，逐步展开议论。开篇点明孙、祝二人对梅尧臣诗的不同态度，引出“求正始”的讨论。中间部分以“节拍贵详缓，言语戒浮靡”等句，正面提出诗歌创作应追求舒缓雅正，反对新奇浮华。诗人连用“金盘与古罍洗”、“变徵与雅乐”、“二米与钟王”、“九方相马”等多组比喻，形象地说明学诗应取法乎上，抓住本质，而非追逐时尚或拘泥于表象。最后“不鼓无成亏，吾欲师昭氏”以道家思想作结，强调去除刻意造作，回归自然本真，使议论层次丰富，哲理深刻。全诗语言典雅，典故运用贴切，说理而不枯燥，体现了宋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同时也展现了作者兼容并包、崇尚正道的文化立场。

这首诗是宋代诗人程永奇与友人孙自修、祝和甫一同阅读《宛陵先生集》（梅尧臣著）和《山谷集》（黄庭坚著）后所作。当时文坛存在宗派之争，有人推崇梅尧臣的平淡诗风，也有人尊崇黄庭坚的奇崛硬朗，甚至相互诋毁。程永奇有感于友人孙君不喜梅诗、祝黄两家又诋毁梅尧臣的现象，借讨论诗歌创作之机，阐述自己对文学传统的看法，主张回归“正始”之音，反对浮靡与偏激，强调学习古人要得其神髓而非皮毛，并以儒家中正平和之道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