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二首

人生可贵在于身为男子，大丈夫以洞察天机为重任。
未显达时先完善自身，得志后方能施行抱负。
可叹我一生坎坷崎岖，年将老又遭逢国难艰危。
胡人小儿竟敢觊觎帝位，叛臣贼子同流合污。
黄河洛水之地化作血海，公卿贵族哭亡于草莽。
西京长安再度沦陷敌手，帝王车驾蒙尘仓皇奔逃。
百姓如赤子般悲号，两宫太后弃紫微星垣而去。
倏忽之间已近二十四年，奸雄当道是非颠倒。
本朝虽再度中兴立国，却未及贞观盛世之时。
每日军需补给仰仗征敛，上官督促有司严加盘剥。
高人贤士为时势所迫，哪有闲暇相互扶持？
我疲惫困顿空怀良策，漂泊流离无处施展。
先皇曾下罪己诏书，正因这乱世而愁痛。
岁月不与我相等待，蹉跎中我已病倒于此。
夜观丰城剑气上冲，回首蛟龙池畔往事如烟。
齿摇发落自知命不久矣，情真意切陈说苦词。
国家危亡礼崩乐坏，圣君遥远更添愁思仰慕。
我漂泊于桂水之上，怅然遥望苍梧日暮。
潜藏之鱼不再吞钩，奔逃之鹿无暇反顾。
光明磊落却幽独旷远，拳拳忠心异于平日。
衣食之事相互牵累，亲朋知己阻隔于流离。
风卷春沙扑打江面，千里江树为风沙所侵。
逆流而上少遇吉日，空自度过一个个时节。
井灶任它尘埃堆积，舟船烦劳多次备办。
老病交加更添牵缠，琐屑俗务狭隘逼人。
万古同归一死而已，何必计较名利多少？
多忧反污桃源仙境，拙计徒困铜柱南疆。
未辞岭南炎瘴之毒，且将跋涉之惧抛却。
虎狼窥伺中原大地，何处能得安身之所？
葛洪与许靖昔年避世，常走这条南荒之路。
贤愚之分诚然有差，各爱其生各自奔忙。
我羸弱多病又将如何？魂魄屡失针灸难救。
僮仆慵懒行程阻滞，舟师恼怒稽留不前。
终当挂起帆席南行，只是天意难测无处倾诉。
南去作祝融之客，勉强拄杖着屦登程。
愿托身南极老人星，在罗浮山中缓步衰年。

1. 千秋岁：本为词牌名，杜甫借为诗题，后人沿用作五古长篇咏怀之题。
2. 安史之乱：755—763年，安禄山、史思明相继叛唐，致两京陷落，人口锐减，为唐由盛转衰之转折点。
3. 河雒：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洛阳盆地，古称“天下之中”，是唐东都所在地。
4. 贞观之治：627—649年唐太宗李世民治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被视为封建时代治世典范。
5. 罪己诏：古代帝王在国家遭灾或兵败时下诏自责，以收民心，始于汉文帝，唐肃宗亦有颁布。
6. 丰城剑气：晋书载豫章丰城地下藏龙泉、太阿双剑，紫气上冲斗牛，雷焕掘地得剑。后人以“剑气”喻人才埋没或国运将兴。
7. 葛洪：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著有《抱朴子》，晚年隐居岭南罗浮山。
8. 许靖：汉末名士，避中原战乱经长江、湘水南入交州，与弟许劭并称“平舆二龙”。
9. 祝融：南方之神，主火，后人以之代指岭南炎热荒僻之地。
10. 老人星：即船底座α星，南半球亮星，古人视其出现为祥瑞，象征长寿，亦指岭南地区。

杜甫这首五古长达五十句，以“咏怀”为题，实则把个人生命史与国家兴亡史双线并置，形成一部“诗史”式的自传。开篇“人生贵是男，丈夫重天机”直揭儒家士人价值观：男子生来就要对天下兴亡负有预见与拯救之责。接着诗人用十二句极写安史乱后神州陆沉，公侯草间啼，万姓弃如赤子，两宫仓皇出奔，时间跨度“倏忽二纪”，空间涵盖河洛、西京，形成一幅末世画卷。中段转入自身：岁月蹉跎，老病交加，舟航阻绝，井灶尘封，连“衣食”“琐细”都成了压迫诗人的巨石。然而杜甫并未沉溺于一己悲吟，而是用“万古一死生，胡为足名数”把个人苦难放到宇宙维度去稀释，体现出“诗圣”超越性的襟怀。末段决意南行，却非单纯的逃遁，而是借葛洪、许靖的“避世”传统，为自己寻找一条“留得残生”以观后变的道路；结句“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既含“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无奈，又隐“留得青山待后图”的倔强，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精神遥相呼应。全诗语言质朴沉雄，大量运用赋体铺陈，却杂以比兴，情景交融；声律上虽为古体，但多用顿挫句法，读来铿锵苍凉。读者若能联系杜甫晚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绝境，便可体会：所谓“咏怀”，并非一般士人的感时伤遇，而是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脉捆在一起，用诗歌为乱世作注，为后人留下一颗滚烫的“诗史”之心。

全诗可分三大段：首段自“人生贵是男”至“愁痛正为兹”，以“丈夫重天机”为纲，先标儒家士人立身准则，继而铺陈安史乱后山河破碎、两京倾覆、万姓流离的巨幅画卷；中段自“岁月不我与”至“胡为足名数”，转入自身，叹老嗟病，写漂泊湖湘、舟航阻绝、衣食琐细之困，并以“万古一死生”两句作一顿挫，把个人悲慨提升到通脱达观的宇宙意识；末段自“多忧污桃源”至篇终，决意南行避世，借葛洪、许靖故实，把个人命运与历史长河相衔接，收束于“罗浮展衰步”，既含苟全性命的无奈，又隐“留得青山”的倔强。诗中大量使用赋体铺排，却杂以比兴：如“潜鱼不衔钩，走鹿无反顾”，以鱼鹿自喻，写尽乱世士人惊弓之鸟的心态；“风涛上春沙，千里侵江树”，则把内心惶恐投射为浩渺凄迷的湖湘风色。全篇沉郁顿挫，音节苍凉，既保持杜诗一贯的“诗史”品质，又透出晚期作品“老去诗篇浑漫与”的随意与真率，堪称杜甫晚年七律之外长篇五古的绝调。

本诗为大历三年（768）冬，杜甫由夔州出峡，漂泊至湖南岳阳、潭州（今长沙）一带时所作。安史之乱虽已平定多年，但河北三镇仍拥兵割据，吐蕃屡犯西北，宦官专权，藩镇骄横，民生凋敝。诗人晚年百病缠身，北归无望，只得再作南迁之计，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再图下岭南避乱。面对国运衰颓、自身老病、衣食无着的多重绝境，他写下这首长篇咏怀，既是对个人一生的沉痛总结，也是对唐王朝中兴不遂、危机四伏的深刻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