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二首

回忆当年先帝巡视北方，千军万马进入咸阳。阴山的健儿骑着汗血宝马，长驱直入使得东胡败逃藏匿。邺城的反复叛乱不足为奇，关中的小人也败坏朝廷法纪。张皇后不高兴皇帝就忙碌，致使当今皇上仍在拨乱反正，劳心费神地治理四方。我昔日作为近侍曾奉命引导，出兵时军容整肃势不可挡。但为了留下猛士守卫京城，导致岐雍之地防御西羌的力量空虚。犬戎径直闯入坐上了皇帝的御床，百官赤脚跟随天子逃难。多么希望能见到像北地傅介子那样的勇士，而我这个老书生已不奢求尚书郎的官职。

回忆开元全盛时期，小城也藏有上万户人家。稻米滋润粟米洁白，公家私人的仓库都丰足充实。天下道路没有豺狼虎豹（喻盗匪），远行无需挑选黄道吉日。齐地的纨绔鲁地的缟素车辆络绎不绝，男耕女织各安其业。宫中天子演奏着《云门》乐章，天下朋友情谊如胶似漆。百余年间没有灾祸变故，遵循着叔孙通制定的礼乐和萧何的法律。哪里听说过一匹绢值万钱，如今有田种谷却战乱流血。洛阳的宫殿被焚烧殆尽，宗庙新近清除了狐兔的巢穴。伤心不忍询问年老旧臣，又怕他们从头说起乱离之事。我这个人愚钝没有什么才能，朝廷还记得我赐予俸禄官职。期盼周宣王中兴那样的盛世出现在我皇身上，我却在江汉之地洒下泪水，身体衰老多病。

• 先皇巡朔方：指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初期至灵武（朔方节度使治所）即位，组织平叛。
• 咸阳：此处借指长安。
• 阴山骄子、汗血马：指来自阴山一带的回纥援军及其良马。
• 东胡：指安史叛军。
• 邺城反覆：指乾元二年（759年）唐军九节度使围邺城失利，史思明重新叛变。
• 关中小儿坏纪纲：指宦官李辅国等弄权败坏朝纲。
• 张后：唐肃宗的张皇后，干预朝政。
• 今上：指唐代宗李豫。
• 猛士守未央：未央宫代指长安。指当时调集军队卫戍京城。
• 岐雍防西羌：岐山、雍州一带，指长安西面。西羌，此处指吐蕃。
• 犬戎坐御床：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逃。
• 傅介子：西汉勇士，曾计斩楼兰王。此处借喻能靖乱御侮的良将。
• 开元全盛日：唐玄宗开元时期，唐朝国力鼎盛。
• 云门：传说中黄帝的乐曲，指盛世乐章。
• 叔孙礼乐萧何律：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仪，萧何制定法律。喻指开元时完善的典章制度。
• 周宣中兴：周宣王使周朝中兴。此处期望唐代宗能中兴唐室。
• 江汉：杜甫当时漂泊于夔州（今重庆一带）等地，靠近长江、汉水流域。

这首《忆昔二首》的讲解重点在于理解杜甫如何通过“忆昔”这一视角，构建起今与昔、盛与衰的宏大叙事框架，并在此框架下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

首先，诗歌的标题“忆昔”具有双重指向。一是回忆不久前肃宗朝应对安史之乱的艰辛与失误，二是追忆更早的开元盛世。这种安排并非简单的时间顺序，而是有意形成对比：由近期的乱局追溯到远昔的盛世，凸显了衰败的急剧和根源的深远。讲解时需引导学生注意这种跳跃性的叙事结构及其艺术效果。

其次，诗歌包含了深刻的歷史批判。杜甫不仅记录事件，更深入剖析乱因，如“关中小儿坏纪纲”指责宦官乱政，“为留猛士守未央”批评军事布置的失当。这些直白的议论体现了杜甫作为士大夫的责任感和胆识，也使诗歌超越了个人感怀，具有深厚的政治内涵。讲解应着重分析这些诗句的批判指向和现实意义。

再次，诗歌的情感基调是复杂而深沉的。其中有对盛世的无限眷恋（“忆昔开元全盛日”部分），有对国破民殇的深切悲痛（“洛阳宫殿烧焚尽”），有对权奸误国的强烈愤慨，也有自身年老力衰、报国无门的无奈（“老儒不用尚书郎”、“洒泪江汉身衰疾”），更有在绝望中依然不灭的中兴希望（“周宣中兴望我皇”）。多种情感交织，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讲解时需要引导学生体会这种情感的丰富性与深刻性。

最后，诗歌的语言精炼而形象。无论是描绘盛世“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富足，还是刻画乱世“犬戎直来坐御床”的耻辱，都极为生动传神。用典（如傅介子、周宣王）也贴切自然，深化了诗意。讲解时应品味关键诗句的语言魅力。

总之，学习这首诗，不仅是欣赏一首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通过杜甫的眼睛，深入了解一段关键的历史时期，感受一位伟大诗人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情怀。

《忆昔二首》是杜甫七言古诗中的重要作品，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沉的现实关怀著称。全诗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老儒不用尚书郎”）主要回忆安史之乱以来的乱局。诗人以“忆昔”领起，却先写肃宗朝平叛的艰难与波折，直指宫廷失序、宦官专权、将略不当等导致国势衰微的根源。笔锋犀利，叙事中穿插议论，对“邺城反覆”、“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等史实进行批判，揭示了“至令今上犹拨乱”的深层次原因。而对“犬戎直来坐御床”的描绘，更是国耻的直书，充满了悲愤之情。最后以渴望傅介子般的英雄和自叹老迈作结，倍感苍凉。

第二部分（从“忆昔开元全盛日”至结尾）则转向对开元盛世的深情追忆。诗人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当时经济富庶、社会安定、礼乐昌明的景象，“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廪俱丰实”、“远行不劳吉日出”等句，形象具体，构成了一幅理想的治世图卷。这与眼前“洛阳宫殿烧焚尽”、“有田种谷今流血”的惨状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今昔对比的巨大落差，深化了诗歌的批判力量和悲痛情感。结尾在哀伤中仍寄望于“周宣中兴”，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全诗结构严谨，对比鲜明，语言沉郁顿挫，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既是诗史，亦是心史，充分展现了杜甫作为“诗圣”的深刻思想与艺术功力。

这首诗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春，杜甫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准备返回成都草堂时所作。此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近十年，虽叛乱基本平定，但国家元气大伤，藩镇割据、吐蕃入侵等内忧外患不断。广德元年冬，吐蕃甚至一度攻陷长安，代宗仓皇出逃。杜甫追忆开元盛世的繁荣安定，对比当下社会的凋敝动荡，以及自身漂泊西南的境遇，感慨万千，遂写下这首《忆昔二首》，既表达了对往昔盛世的怀念，也包含了对时局的深切忧虑和对国家中兴的殷切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