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

　　杨雄生性好饮酒，无奈家贫无处得。
　　幸赖一些勤学者，时常携酒来求学。
　　酒杯斟酒即饮尽，有问必答解疑惑。
　　有时沉默不肯言，岂非国事不敢说？
　　仁者行身细思量，进退出处何尝错！

　　曹邺在大中四年（650年）中了进士，惊喜之余，写下了《寄阳朔友人》：“桂林须产千株桂，未解当天影日开，我到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这诗反映了当时广西文化教育的现实，对广西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诗中他希望自己开个头，撒下种子，桂林今后能出更多的人才。

　　翻开广西地方志，唐代中进士的第一人是梧州府的李荛臣（632年），由于梧州偏僻，李荛臣对广西的影响并不大，时隔两百余年，才出了第二名进士，这就是桂林府的曹邺。而曹邺之后，临桂人赵观之（855），平南人梁嵩（925）等许多广西人都先后中了状元。清代举人泗城教授王维新在《阳朔道中怀曹邺》一诗中说：“唐代文章原后起，岭西风气实先开。”指曹邺不仅在晚唐全国的诗坛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是广西地区诗风的开创人物。曹邺以前，广西土生土长的文人未见史载，曹邺可以说是广西第一个著名诗人，他与同时代的曹唐（临桂人）一起，对广西地区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相传曹邺少时曾在阳朔城北天鹅山下的一个岩洞中读书，这个岩就是现在的读书岩。后人为了纪念他，曾在那里建曹公祠，曹公书院。只可惜祠和书院已废，只有读书岩现在还是阳朔古迹。曹邺曾迁居桂林城北的阜财坊，后迁莺坊。唐末，桂林曾为曹邺建名贤坊，可惜这些胜迹都没能保存到今天。

　　曹邺出生山清水秀的阳朔，在阳朔留下了不少描绘山水的诗篇。如《东洲》：

　　江城隔水是东洲，浑是金鳌水上浮。万顷碧波分泻去，一洲千古砥中流。

　　诗中所说的东洲，又称金鰲洲，在城东漓江中，形状窄长。傍晚，远望它宛如一条金色鰲溯游而上，为阳朔一景。阳朔县城西隅，有屏风山，又称西山，也叫西郞山。曹邺有《西郎山》诗一首：“西郎何事面西方，欲会东郎隔大江。自古明良时一遇，东郎未会恨斜阳。”而城东福利附近，又有一个如同人样，立于其上的小山，与西郎山遥遥相对，叫东郎山，曹邺作诗《东郎山》：“东郎屹立向东方，翘首朝朝候太阳。一片丹心存万古，谁云坐处是遐荒。”诗人借景抒怀抒发了被迫隐退，明君良臣不能常得的感慨，表现了诗人虽身处遐荒之地，仍丹心系念国事的高尚情操。

　　桂林阳朔（今属广西）人。大中四年 (850)进士。曾为天平节度使掌书记。迁太常博士，历祠部、吏部郎中，仕至洋州刺史。

　　曹邺和于□、刘驾等在创作中都致力于古诗和乐府，反对当时拘守声律和轻浮艳丽的诗风。他的诗广泛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如《捕鱼谣》:“天子好征战,百姓不种桑；天子好年少,无人荐冯唐；天子好美女,夫妇不成双。”对最高统治者予以大胆的谴责和讽刺。《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不啻为贪官污吏写照。又如《筑城》:“呜呜啄人鸦,轧轧上城车,力尽土不尽,得归亦无家。”写出沉重徭役使农民家破人亡的惨状。他的诗质朴洗炼，多采用民间口语，有些接近谣谚，而笔锋锐利，富有战斗性。

　　时：常常。赖：依赖，依靠。好（hào）事人：本指喜欢多事的人，这里指勤学好问之人。载醪（láo）：带着酒。祛所惑：解除疑惑问题。《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家素贫，耆（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
　　是谘（zī）：凡是所询问的。无不塞：无不得到满意的答复。塞，充实，充满。
　　伐国：《汉书·董仲舒传》：“闻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如何？’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渊明用此典故代指国家的政治之事。
　　用其心：谓谨慎小心，仔细考虑。失：过失，失误。显默：显达与寂寞，指出仕与归隐。
　　畴昔：往昔，过去。

　　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虽冠以“饮酒”之名，却纳入了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
　　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类诗篇在《饮酒》诗中约占半数。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陶渊明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忘情于现实。《饮酒》诗的第一首，就抒发了他对动荡不安、变幻莫测的政局的无限感慨。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共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从表面工看，诗人是在感叹时序的变迁推移、人事的荣枯浮沉，骨子里却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和隐忧，梁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说“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很有见地的。陶渊明生活在乱世。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他生活的那段时间里，东京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息过。这时，以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内乱起家的新军阀刘裕，独揽东晋的军政大权，正虎耽耽地欲代晋自立。在晋宋易代前夕，陶渊明思绪万千，感慨极多，但又无力改变这充满刀光剑影的局势，于是，只好以酒消愁了，“忽与一筋酒，日夕欢相持”。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不仅对时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社会现实的昏暗、道德风气的败坏，也使诗人感到愤慨不安这些也就成了他在诗中一再遣责的对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第二首“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他埋怨社会的善恶不报、赏罚不明。第六首的“雷共同誉毁”、第七首的“众草没其姿”，他指责社会的是非不分、贤愚倒置此外，像第三首的“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第十二首的“世俗之相欺”、第十七首的“鸟尽废良弓”等等，也都是针砭时弊的。他的这种愤世疾俗、猖介不阿的品格是超乎流俗之上的，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疾恶如仇、修身洁行，其思想感情、斗争精神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两位诗人虽然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不同，各自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一个坚持革新政治而为守旧势力所不容，一个不愿与世俗为伍而弃官闲居。但他们不屈服、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高洁的人格却是一致的，也是一脉相承的。在陶集中，陶渊明虽然很少提到屈原的名字，但他受到屈原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也是十分深刻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还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其说陶诗“其源出于应豫”，倒不如说在某些方面较多地得力于《楚辞》，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在《饮酒》诗第十二首中，陶渊明更集中地批判了那些趋炎附势、名利熏心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史，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侏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减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诗人感叹羲农时代那种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已一去不复返，赞美为使社会归朴返淳而席不暇暖的孔子，以及为六经而勤奋讲学的汉儒伏生、田生等人，同时也痛斥了现实社会中的无行文人，他们置儒学于不顾，都在贪婪音进、依附新贵，再也没有一个像孔子那样问津的人了。结尾四句突然说起饮酒，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愤满情绪。对于那些无耻文人，诗人是深深厌恶的，但他又不得不表面上与之应酬。在第十三首诗里，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矛盾情况，诗人尽管与那些人同席饮酒，但由于思想志趣不同，常常是貌合神离、话不投机。他们自称为“醒”者，陶渊明也就以“醉”者的姿态出现，作醉人醉语，给对方来一个“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醉”者和“醒”者是这样的不协调，显得十分幽默风趣、滑稽可笑。“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真正的醒者，不是那些自称为“醒”者的人，而是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何偿有丝毫醉意他头脑清醒，关注社会现实，只不过是用“醉”眼看世界罢了。
　　二、表现诗人高洁坚贞的人格和操守。这类诗多般运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托物言志。如第八首：“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自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至理名言问世后，青松多被用来象征高尚的品格和气节，相沿成习，至今未复。陶渊明继承了这一传统表现手法，也常常在其诗文中以青松自比。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归去来辞》中的“抚孤松而盘桓”等。上面引的这首诗也是这样。诗的前四句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它那不畏严寒，卓然屹立的形象正是诗人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写照。钟嵘在评论陶渊明诗歌创作时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此外，陶渊明还以幽兰自喻，第十七首中有这样的句子“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他要像幽兰一样自始至终保持芳洁的品质，决不像萧艾那样见风使舵、随波逐梳。在这里幽兰和萧艾对举，与前首诗青松和众草同提一样，是含有批判在森严的门阀制度统治下埋没人才、颠倒是非的黑暗现实这个意思在内的。虽然这种批判的意义不像鲍照《拟行路难》中的一些诗歌那样慷慨陈词、悲愤激切，’但它毕竟还是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少正直文人怀才不遇、饮恨终生的艰难处境。
　　三、表现诗人归隐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决心。在陶渊明看来，要保持高尚坚贞的品格，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只有远离官场、归隐田园，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在《饮酒》诗中，有不少诗篇是反映他这种思想状况的。首先，诗人认真而又痛苦地回忆了他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仁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第十六首）“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竟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第十九首）诗人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尊奉六经、胸怀济世大志的人。在宦海里几经周旋以后，他的理想破灭了。这使他很痛苦，但又不愿逐流世俗，于是“终使归田里”，走上了辞官归隐的道路。所谓“志竟多所耻”、“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是针对当时黑暗、混浊的社会现实而发的，也透露了他“逃禄归耕”的部分真实原因。
　　其次，在归田后，陶渊明不仅要排除社会舆论的袭击，而且还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陶渊明的弃官归田，为囿于世俗之见的人所不理解，曾招来不少非议和讥笑。他在《祭从弟敬远文》里就谈到了这点：“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议。”面对着来自世俗的非议和讥笑，诗人的态度是“置彼众议”，走自己认定的路。在《饮酒》诗里，他不仅愤怒地指出“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而且表示要“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陶渊明这种置非议和讥笑于度外，毅然“息驾归闲居”，并且要一直隐居下去的思想和行为，是需要有点勇气和胆识的。关于这个时期的生活，诗人是这样描写的：“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踪。”（第十五首）由于家境清贫，人手缺乏，自己的住宅也呈现出一片荒芜冷落的景象。这种贫困的生活在第十六首中写得更具体，更形象：“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没有饱经饥寒煎熬的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语言来的。陶渊明不愧为生活中的强者，贫穷窘困不但没有把他压垮，反而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一些好心人出于对诗人的关心，也曾劝他出仕，他拒绝了。“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软，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玄监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泊其泥。深感父老言，察气寡所谐。纤髻诚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诗中的“田父”，可能实有其人，也可能是诗人假托以寄意。对“田父”的好心，陶渊明是感激的。但要他出仕，诗人是不能接受的。
　　再次，陶渊明不肯与世俗共浮沉，而要固守穷节，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从历代高隐先贤那里获得了精神力量。他在《饮酒》诗中之所以反复提到商山四浩、伯夷叔齐、孔子颜回、荣启期以及汉朝的杨一伦、张挚等，其原因也就在这里。在上述人物里，有的是著名的隐士，有的是儒学的始祖，有的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他们都是陶渊明衷心景仰崇拜的人物。有时，诗人为他们钓高风亮节大唱赞歌：“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第十二首）有时诗人又为他们的坎坷际遇大鸣不平：“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宫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第十一首）陶渊明抬出历史上的亡灵，除了赞美膜拜之外，是另有深意的。赞美他们就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充分肯定，就是“觉今是而昨非”这一思想认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情他们，是为了抒发他壮志不酬，终身坎坷的不平之气，是他长期郁积在胸的怨愤情绪的自然流露。这种情况倘若证之以陶渊明的其他诗文，也就更清楚了。比如写于比《饮酒》诗稍后两三年的《咏贫士》七首。在这组诗里，第一、二首纯属自咏，他把自己比喻为无所傍依、不见“余晖”的孤云，借以抒发他那闲居田园，孤独苦闷的情怀。此下五首分咏六位贫士，歌颂他们贫贱志不移的高尚气节。对此，邱嘉穗曾作了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说“余尝玩公此下数诗，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准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不可得分，此盖于叙事后，以议论行之，不必沽沽故实也。”自咏与分咏并列，又总归在《咏贫士》诗题下，并且还“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很明显，陶渊明‘咏古人”，实在也就是“咏自己”总之诗人从这些高隐先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得到了安慰、寄托，获得了鼓舞自己归贻到底，决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力量。“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这就是他的结论。
　　四、反映诗人闲居的田园生活情趣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在《饮酒》诗中，陶渊明多处表现了他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当首推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又忘言。”这是一首历来为人称道，看法又有分歧的诗。从艺术上看，它以质朴、平淡的语言，神韵飞动的气势，描绘出一种以情为主、融情于景的深远意境。在诗人的笔下，大自然充满盎然生机，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满足。从思想内容看，它十分鲜明地表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采菊赏景的生活情趣，以及在大自然的启迪下所领悟到的人生真意。在艺术上大家的看法是统一的，分岐点主要表现在对思想内容的理解上。历代陶渊明论者，他们往往根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和陶集中其它几首描写田园生活的诗，认为陶渊明“浑身静穆”、“悠然自得”，并进而得出他是一位超然尘世的“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一结论之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就在于它对陶渊明的作品缺乏历史的、全面的考察。无可讳言，在陶渊明的身上，在他的创作中，的确有“静穆”、“悠然”的一面，闲居田园的生活情趣也时有表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毕竟既不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也不是“农民诗人”，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归田后，他虽然参加了一些轻微的农事劳动，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思想上的距离也较前有了缩短，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胎换骨，始终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陶渊明，在其作品里表现出一些心闲意远的思想志趣，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中国文学发展史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一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作品，积极的和消极的东西常常是并存的。陶渊明当然也是如此。不能因为他有消极的一面，就全盘否定。其实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志趣，终究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本质的、主流的东西则是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批判，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的艰苦探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纯洁友情的歌颂，是对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而坚持归隐的决心和高尚人格的赞美。而他的农事诗则更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艰难处境，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内容，是陶渊明作品中本质的、主流的东西。
　　其次，这一结论也不完全符合这首《饮酒》诗的实际情况。苏轼说：“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这段话给这首诗作了很好的注脚。陶渊明在采菊之际，心本闲。偶见南山薄暮之景，景与意会，情与景融，便悠然忘情，神游物外。不过，这种悠然的心境也仅仅是他瞬间的思想活动，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它在陶集中并不多见，在《饮酒》诗中，严格地说也只有这么一首。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悠然之中，诗人还提到了“车马喧”。这说明尘世的喧扰、纷乱尚未从诗人的思想中排除净尽，还在不断地敲击着他的心扉，使他不得宁静，以致常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而且这悠然心境的获得，正是他摆脱尘世的羁绊、弃官闲居的结果。总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生活情趣，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但于尘世亦未能忘情和冷漠。看到前者而否定后者，固然是错误的；而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同样是不正确的。“对于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哨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陶渊明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这种时代流行“病”的传染，而在其创作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消极颓废的思想情绪。在《饮酒》诗中，他感叹人生短暂：“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第三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第十五首）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界的规律。陶渊明是重生不惧死的，他倒比较达观，这从他的《拟挽歌辞三首》可以看出。对于生，他是重视的，他认为人生的短促，如白驹之过隙，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哀怨忧伤。既然人生是这样的短促，一纵即逝，那么怎样才能使这有限的人生得以延续或者变得充实而有价值呢？他是不相信炼丹修仙那一套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陶渊明看来，只有及时行乐，才能弥补人生短促的不足。他讥笑那些名利场中的人，“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名是身后物，陶渊明是不介意的，要紧的是“称心”，只要能“称心”，即使生前枯槁，死后裸葬也没关系。当然，他所说的“称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及时行乐是其主要的一面。·陶渊明的这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是《饮酒》诗中与民主性的精华并存的封建性糟粕，并且这种精华与糟粕有时又处于交织状态，积极的成分里蕴藏着消极的因素，消极的思想也流露出可取的东西。
　　前面把这组诗的思想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那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事实上要复杂得多。因此在探讨《饮酒》诗的思想内容时，应该持审慎的态度，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现象：诗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有诗以来，酒便踏进了诗歌领域，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关系更见密切。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已经有了群饮失仪的生动描写。在《楚辞》里，也有以酒娱神的精彩场面。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酒在诗中的比重加大了，饮酒成了人们抒发感慨、排忧遣闷的方式或手段，出现了像阮籍、陶渊明这样一些饮酒诗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素以豪饮名世，被人们称之为“酒仙”，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其名篇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唐代其他诗人也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饮酒诗篇。宋以后，以酒入诗者虽然不乏其人，但盛况终不如以前，而在作为诗的重要形式的词里，却大有起色。这大约跟“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观念有关，像饮酒之类的生活小事，是不能入诗的。否则就要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以词为诗”，这样以来，也只好让位于词了。
　　综上可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诗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以酒入诗者中，陶渊明是位突出的人物。他一生写了许多饮酒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据统计，在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共有五十六篇，约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他的《饮酒》诗，包括诗前小序、说到饮酒的也有十首。饮酒诗在陶集中的确不算少了，即使不能说是绝后的也应该是空前的。前人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白居易也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这些话虽然不免有夸大失实，甚至曲解的地方，但他们毕竟看到了陶集中有大量饮酒诗这个基本事实。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徵士诔》也说他“性乐酒得”。《宋书》本传对陶渊明好饮的传闻趣事，有尤为详尽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却是一致的。陶渊明对自己的嗜酒，也是直认不讳的。他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在《归去来辞·序》里也说：“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在谋求差使时，酒也成了他首先想到的一个方面。《饮酒》诗前的小序又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可见酒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它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岁月。陶渊明似乎也意识到了酗酒的危害性，曾决定戒酒。大约终因决心不大而毫无成效，只得作罢。陶渊明何以嗜酒成癖呢？这固然跟他的个人爱好以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尽可以大饮特饮，就不必在《饮酒》诗中闪灼其辞、欲言又止。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要揭开这个秘密，首先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去考察。鲁迅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在这晋宋易代之际，政治形势是更加险恶了，刘裕为篡夺帝位在加紧实行高压政策，以清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力量。据《通鉴》记载，晋安帝义熙八年，刘裕矫诏杀死充州刺史刘藩、尚书左仆射谢混，又引兵袭荆州，刘毅兵败自缢而死。次年，又杀诸葛长民及弟黎民、幼民以及从弟秀之。义熙十一年，率兵攻伐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兵败而降后秦。面对着这腥风血雨的现实，陶渊明感到惶惑恐惧，这正如他后来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那样“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疑疑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成了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历史的教训陶渊明是记忆犹新的。怎样才能全身远祸，这不能不成为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间题。弃官归田，是他早已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光凭这一点，陶渊明也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还得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不减否朝政人事。当然，也应该看到，陶渊明的隐居田园并非仅仅是为了全身远祸，还是有他的积极意义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诗人的这种动机。然而，作为一个正直的诗人，在社会的种种不平和邪恶现象的面前，是不能视而不见、置若周闻的。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要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于世事无动于衷，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陶渊明从阮籍醉酒避祸的这些事实得到启迪，于是便借饮酒和饮酒诗的形式来抒发感慨，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说错了，那也只是酒后失言，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这就是陶渊明嗜酒、大量写饮酒诗的主要原因。
　　萧统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避免世俗祸患的心理，在陶集中是时有表露的，在《饮酒二十首》里，也是很明显的，而且用心颇为良苦。诗前小序中有这样几句话“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意思是说，写诗的时间是在酒醉后，写诗的目的是为“自娱”，且博故人“欢笑”，并无其它用意。这里，诗人首先就亮出“醉”的幌子，为掩护自己退却作好准备。此外，小序中还有所谓“辞无诠次”之说，这也是障眼法，是诗人采取的又一保安措施。既然是“辞无诠次”，那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后润饰整理的问题了，一切保持着它们的原貌，这样，也就更减少了一层危险。事实上，《饮酒》诗决非杂乱无章、“辞无诠次”，它是经过诗人精心筛选、编次的，是一个有首有尾、内容复杂的艺术整体。吴落说：“《饮酒二十首》，起曰‘日夕欢相持’，结曰’君当恕醉人’，遥作章法。”“遥作章法”，就是首尾照应，结构完整的意思，这决不是酒后杂咏，逐次积累而一听其自然所能办得到的。反映这种心理最明显的，莫过于《饮酒》诗的第十八首：“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醛祛所惑。筋来为之尽，是诸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子云是汉朝著名辞赋家扬雄的字，他无意仕进，自甘淡泊，埋头著述他曾写了《解嘲》一文，流露出对腐败朝政的某些不满情绪，同时表明自己“默默者存”、“自守者全”的处世态度。陶渊明以杨雄自况，是完全切合他此时此刻的心境的。诗人在和“好事人”饮酒时，有问必答，答必祛惑，可是并未因此而放松其戒备之心。一旦话题涉及到像“伐国”这类敏感的政治问题时，他立即襟若寒蝉、如履薄冰，而“不肯言”了。可见险恶的政治环境在这位正直诗人的心灵上投下了多么浓厚的阴影。陶渊明之所以嗜酒，还在于他把饮酒作为解决思想矛盾、求得安慰超脱的灵丹妙药，而大量写饮酒诗，则是他这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其创作上的反映，是他赋闲田园后的生活实录。
　　通过这些饮酒诗，后人可以清楚地把握到诗人的思想脉膊。陶渊明的一生，是矛盾痛苦的一生。壮志末酬的苦闷，岁月虚掷的感慨，时局多变的惶惑，劳苦生活的煎熬，无时不在折磨着诗人。他不甘寂寞，但又看不到出路。他想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孤愤，却又顾虑重重。于是，他借酒消愁，以期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把自己从矛盾痛苦中解脱出来。在《饮酒》诗中，有好几首把饮酒活动安排在诗的结句，这是值得深思的，它表明诗人是在情绪最激动，矛盾斗争最尖锐，思想最痛苦的时候陡然关住感情的闸门，而转入饮酒的，并企图凭借酒的力量来调整一下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减轻一点痛苦。在醉意朦胧中，他似乎又恢复了常态，变得超然旷达起来。这是什么样的超然旷达呢？如果透过覆盖在它表面的轻纱薄雾，看到的却是难言的苦痛、无声的挣扎。因此，可以断言，陶渊明喝的决不是什么开心畅怀之酒，而是一杯杯难以下喉的苦酒，是心灵的麻醉剂。喝这样的酒，与其说是寻欢作乐求得超脱，倒不如说是陷入更加痛苦的深渊，这正是陶渊明的悲剧所在。

　　陶渊明的组诗《饮酒二十首》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而是诗人借酒为题，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是为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他在第二十首诗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其用心的良苦。
　　陶渊明的时代，是门阀士族的时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且易招来杀身之祸，他痛感世道的险恶，生活的艰辛，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终于在义熙元年（405年），他四十一岁时，当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后弃官归隐，长归园田，不再出仕，亲执耒耜，躬自劳作。由于社会的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再加上统治者的荒淫奢侈，许多敢于批评朝政的士大夫文人，动辄被无辜杀戮。因此，当时文人们惧谈政治，尽是躲开政治，有的以游山玩水，隐逸不仕，酗酒放浪，玄学清谈等方式来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免得被统治者猜忌，以招来人身伤害。横祸难料的黑暗现实造成的这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影响破落贵族出身的陶渊明。他从二十九岁第一次出仕江州祭酒到四十一岁解去彭泽令，前后几仕几隐，实际做官时间不到三年，他的理想火花就这样在黑暗现实里稍纵即逝。因此，他借“醉人”的语言，指责黑暗社会，揭露政治危机，鄙弃虚伪世俗。
　　组诗《饮酒二十首》前有小序，这是研究陶渊明的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闲居寡欢”、“顾影独尽”，可见诗人是在极度孤寂、痛苦的心境下写《饮酒》诗的。“纸墨遂多，辞无让次”，可见这中间有个由少到多，逐渐积累的过程，并非一时所作，而是诗人把他平时积聚在胸中的所想所感，借“既醉之后”这个最恰当的时机抒发出来的。
　　关于《饮酒二十首》的写作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历来大致有六种说法：元兴二年癸卯（403年）说、元兴三年甲辰（404年）说、义熙十年甲寅（414年）说、义熙二年丙午（406年）说、义熙十二三年（416、417年）说、义熙十四年戊午（418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