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宋代〕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
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
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
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
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
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
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
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
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
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
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
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
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
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古诗译文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感到荣耀的事,也是古今相同的。士人穷困时,在乡里受困,连庸人和小孩都能轻视侮辱他。像苏秦被嫂子怠慢,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他们乘着高车驷马,旗帜在前引导,骑兵在后簇拥,路旁的人挤在一起,赞叹仰望;而那些庸夫愚妇,则惊慌奔走,羞愧伏地,在车马扬尘中悔过。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得志时的盛况,古人将其比作“衣锦还乡”的荣耀。
但大丞相魏国公(韩琦)却不同:他世代有美德,是当时的名臣。年轻时已高中科举,身居显位。天下士人仰慕他多年。他本就该位居将相、享有富贵,不像那些穷困者侥幸得志,让庸人惊讶炫耀。所以高官仪仗不足以为他增荣,华服礼器不足以为他显贵。唯有恩德施于百姓,功业利于国家,刻于金石,传于诗歌,光耀后世,这才是他的志向,也是士人对他的期望。岂止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呢?
他在至和年间曾任武康节度使治理相州,在后园建“昼锦堂”,并刻诗于石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认为快意恩仇、炫耀名誉是可鄙的,不以古人夸耀为荣,反以为戒。由此可见他对富贵的态度和远大志向。他出入将相,为国操劳,无论顺逆始终如一。面对大事决策,从容镇定,使天下如泰山安稳,堪称国家栋梁。他的功业被铭刻于鼎彝、传唱于诗歌,是国家的光荣,而非乡里的虚荣。我虽未登其堂,幸而读过他的诗,为他的志向实现而高兴,故写下此文。
知识点
古诗注解
- 季子:指战国苏秦,早年落魄时遭嫂子轻视,后佩六国相印回乡,嫂子匍匐谢罪。
- 买臣:汉代朱买臣,家贫时妻子离去,后任会稽太守,妻子羞愧自尽。
- 高牙大纛:高耸的牙旗和仪仗,象征高官权势。
- 桓圭衮冕:诸侯所持玉器和礼服,代指显赫官位。
- 昼锦堂:韩琦所建堂名,反用“衣锦夜行”典故,表明不炫耀富贵。
- 至和:宋仁宗年号(1054-1056年)。
讲解
本文核心在于“荣”字的辩证:世俗之荣是富贵还乡的虚荣,而韩琦之荣是功在国家的永恒。欧阳修通过三层递进——先写常人得志之态,再写韩琦的超然,最后点明“邦家之光”的崇高——完成对真正荣耀的诠释。文中“勒金石”“播声诗”等表述,呼应了古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展现了宋代精英的价值观。
古诗赏析
文章以对比手法展开:先铺陈世俗对富贵还乡的艳羡,再突出韩琦超脱流俗的品格。通过苏秦、朱买臣的典故,讽刺势利人情;又以“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等排比句,强调韩琦以国事为重的高远志向。语言骈散结合,既有史论的犀利,又有散文的流畅,最后“邦家之光”的论断,升华了全文主旨。
创作背景
本文是欧阳修为韩琦的昼锦堂所作记文。韩琦是北宋名相,功勋卓著却谦逊低调,在故乡相州建“昼锦堂”以明志。欧阳修通过对比世俗“衣锦还乡”的虚荣与韩琦的德业追求,赞颂其“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的崇高境界,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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