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为六绝句

庾信的文章到老年更加成熟，笔力高超，意境开阔纵横。
现在的人却讥笑指点他流传下来的赋作，根本不觉得前代贤才的成就会让后生感到敬畏。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文章是当时的风气体格，有些人却用轻薄的言语无休止地讥讽他们。
你们这些讥讽者身名都将湮灭，而四杰的文章却像江河一样万古长流。
即使王勃、卢照邻等人的文笔，可能比不上汉魏时期接近《国风》《离骚》的作品，
但他们犹如驾驭着龙文、虎脊般的千里马，在文坛上驰骋，经过考验就能看出你们（讥讽者）的浅薄。
如今的才力很难再超越这几位先贤，现在谁又能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英雄？
或许只能看到像翡翠嬉戏于兰苕之上的小巧精致，却未能展现掣鲸于碧海之中的雄浑气魄。
我不轻视今人，也爱好古人，只要是清词丽句都愿意亲近学习。
心里想要追攀屈原、宋玉，与他们并驾齐驱，只担心步了齐梁浮艳文风的后尘。
赶不上前代贤才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代代相传、互相效法，又该以谁为先呢？
要辨别并裁汰那些虚伪浮华的文风，亲近《诗经》的风雅传统，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这才是你们真正的老师。

1. 论诗绝句：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文学批评史上最早以七言绝句组诗形式系统评论诗人诗作的典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裁。 2. 初唐四杰：指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他们的作品开始摆脱齐梁余风，扩大诗歌题材，推动唐诗向健康方向发展，但尚未完全摆脱六朝绮丽习气，故杜甫称其为“当时体”。 3. 庾信：南北朝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其后期作品融合了南北文风，情感深挚，风格苍劲，杜甫对其“老更成”的评价非常著名。 4. 风骚传统：“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屈原的《离骚》，后世常以“风骚”代指《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文学优良传统。 5. 齐梁文风：南朝齐、梁时期形成的追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但内容相对空洞的宫廷诗风，对唐代初期文学仍有影响。 6. 别裁伪体亲风雅：这是杜甫提出的重要的诗学主张，强调辨别和剔除形式主义、内容空虚的“伪体”，继承和发扬《诗经》“风雅”关怀现实、有益教化的精神。 7. 转益多师：杜甫提出的学习原则，主张不拘一格，向多方面学习，博采众长，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组诗题为“戏为”，表面看似戏作，实则内容是严肃的文学批评。杜甫针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分层次、有重点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首（庾信文章老更成）为组诗总起，通过肯定庾信晚年文学成就，树立了评价作家应看其发展、看其全貌的正确态度，驳斥了“今人”的简单化“嗤点”。

第二、三首（王杨卢骆当时体、纵使卢王操翰墨）集中为初唐四杰辩护。杜甫认为四杰的“当时体”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有其历史贡献和不可磨灭的价值，讽刺那些嘲笑者终将被历史遗忘，而四杰的作品将永垂不朽。即使四杰作品在某些方面不及汉魏古诗那样接近风骚传统，但他们依然是才华卓越的“龙文虎脊”，其成就经得起时间检验。

第四首（才力应难夸数公）由评论前人转向对当时文坛现状的批评。杜甫感叹当下缺乏像四杰那样出群之雄，多数作品只停留在“翡翠兰苕”般纤巧悦目的层次，缺乏“掣鲸碧海”的宏伟气魄和深厚力量。

第五、六首（不薄今人爱古人、未及前贤更勿疑）则正面提出了杜甫的文学主张和学习方法。他强调要兼容并包，既爱古人也不薄今人，但要有高远的追求，力争与屈宋等大家“方驾”，避免重蹈齐梁浮靡文风的覆辙。他承认后代难以完全超越前贤，但这不应成为消极理由，而应通过“递相祖述”（继承发展）和“别裁伪体亲风雅”来进步，最关键的是要“转益多师”，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学习，这才是学诗者应有的态度和方法。

整组诗结构严谨，论点层层递进，将历史评价、现状分析和理论建构有机结合，体现了杜甫博大精深的诗学思想和作为诗坛泰斗的历史责任感。

《戏为六绝句》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论诗绝句组诗之一，开创了以绝句形式系统评论诗歌的先河。杜甫在这组诗中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学思想。

组诗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当时文坛对前代作家（如庾信、初唐四杰）的轻率否定，主张应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遗产。他指出庾信晚年作品的成熟价值，肯定四杰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作用及其“江河万古流”的不朽地位，批判了那些“身与名俱灭”的轻薄讥讽者。

杜甫提出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的兼收并蓄态度，既不一味崇古，也不盲目贬今。他推崇的艺术境界是“掣鲸鱼碧海中”的雄浑博大，而非仅止于“翡翠兰苕上”的纤巧秀丽。最终，他强调了“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学诗路径，即要辨别和剔除虚假浮华的诗风，亲近《诗经》的风雅精神，并且广泛地向古今一切优秀的作家学习，博采众长，这才是真正的为诗之道。

这组诗语言精炼，观点鲜明，比喻生动（如“江河万古流”、“掣鲸碧海”），将深刻的文艺理论融入短小的诗体中，体现了杜甫作为伟大诗人兼理论家的卓越见识，对后世诗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组《戏为六绝句》是杜甫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在成都草堂时期所作。当时杜甫已年近五十，诗歌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初唐以来，对齐梁以来直至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前代及当代作家的评价存在争议，一些持保守或偏激观点的文人（即诗中所指的“今人”、“尔曹”）轻率地否定和讥讽这些作家的成就。杜甫有感于此，以诗论诗，创作了这组诗，旨在纠正当时文坛上存在的盲目否定历史、轻薄为文的倾向，阐述他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的正确观点，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前人成就，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追求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