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
李白 〔唐朝〕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古诗译文
耳朵啊,不要去洗那颍河里的清水(像许由那样矫情避世);嘴巴啊,也不要去吃首阳山上的蕨菜(像伯夷、叔齐那样顽固不化)。
含蓄光芒,混迹于世间,重视的是隐姓埋名、不慕虚名,何必用孤傲清高去比附云月呢?我看自古以来的贤达之人,功成名就之后不懂得急流勇退的,最终都招致杀身之祸。
伍子胥功高却被抛弃,最终尸体被扔进吴江;屈原忠心为国,却投身湘水之滨。陆机才华盖世,又怎能自保平安?李斯想要早早“停车”归隐却已经来不及。
(陆机临刑时悲叹)华亭的鹤鸣声哪里还能听得到呢?(李斯被腰斩前对儿子说)想再牵着黄狗去上蔡东门追逐狡猾的野兔,又哪里值得一提?您难道没看见吴中的张翰,人们称他通达人生,秋风吹起时忽然想起江东的莼菜羹和鲈鱼脍,就辞官归乡了吗?
知识点
1. 《行路难》是乐府旧题,多写世路艰难和离别的悲伤,李白沿用此题,共作三首,本诗为第三首,主题侧重功成身退。
2. 典故归纳:
- 许由洗耳 → 反用典故,表达不必故作清高。
- 伯夷叔齐采蕨 → 不食周粟,象征保守固执。
- 伍子胥浮尸吴江 → 功高震主被害。
- 屈原投汨罗 → 忠而见逐。
- 陆机华亭鹤唳 → 怀旧哀叹生命无常。
- 李斯逐狡兔 → 渴望平凡生活不可得。
- 张翰莼鲈之思 → 知机及时归隐,保全性命。
3. 道家思想影响:诗中“含光混世”出自《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提倡不露锋芒、顺应自然。结尾推崇张翰的适志行为,体现贵生、逍遥的思想。
4. 对比手法:前六句贤臣惨死与张翰优游归隐形成强烈对比,凸显主题——功成身退,明哲保身。
5. 诗歌体裁:杂言古诗,打破七言整齐句式,中间穿插六言、九言等,节奏如历史感叹,自由奔放。
古诗注解
- 颍川水:指颍水。传说上古高士许由厌恶天下,听到尧让位给他,觉得耳朵受污染,便到颍水边洗耳。此处反用其意,劝人不必故意隐居矫饰。
- 首阳蕨: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伐纣,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蕨而食,最终饿死。代指固执守节、不近人情的行为。
- 含光混世:含藏光辉,混迹世俗。体现道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不显露锋芒。
- 功成不退皆殒身:指历史上功臣因居功不退而遭杀身之祸。核心观点:激流勇退的重要性。
- 子胥:伍子胥,吴国大夫,因劝吴王夫差拒绝越国求和并停止伐齐,被赐剑自杀,尸体被投江。
- 屈原:楚国大夫,忠而被谤,自投汨罗江。
- 陆机:西晋文学家,曾任平原内史,后卷入“八王之乱”被诬杀,临刑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 李斯:秦国丞相,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被赵高陷害腰斩。临刑与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 张翰:西晋齐王司马冏执政时,张翰在洛阳为官,见秋风起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志”,遂辞官归乡。后齐王败,时人认为他通达知机。
讲解
李白此诗名为“行路难”,但并非单独描写仕途坎坷,更多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提炼深刻的处世智慧。讲解重点可围绕以下思路:
1. 情绪脉络的变化:开头两句反用典故,似乎是不近人情的教诫,实则是李白愤慨之语——他不屑像隐士那样逃避现实,更不愿成为顽固迂腐之人。接着“含光混世”提倡一种中庸却又不失睿智的活法:不必比云月还高洁,显露孤傲反而招祸。
2. 密集的悲剧典故:伍子胥忠诚谏诤却被赐死,屈原爱国却投江,陆机才高蒙冤,李斯为相却难逃刑戮。李白借这四人际遇揭示官场血的定律:功成身不退,终究难保全。其中“华亭鹤唳”“上蔡苍鹰”两个典故极富画面感,突出了富贵无常、生命可悲的厚重感。
3. 张翰的反向升华:当压抑感到达极点,李白笔锋突然转向张翰——见秋风思故乡美味,洒脱辞官。这个典故说明真正的通达不是苦守功名,而是听从内心、激流勇退。李白实际上在宽慰自己:与其身败名裂,不如果断离开名利场,享受天真人生。
4. 与李白其他作品的对比:前两首《行路难》里“长风破浪会有时”充满浪漫自信,而本诗体现了李白在心理挣扎后的理性突围,展现了李白复杂性:既有儒家济世之志,又有道家的全身远害,堪称盛唐文人矛盾心理的典型代表。
5. 现实启发意义:诗中“功成不退皆殒身”对现代职场、功名场亦有警示,提醒人们知止知足,懂得在合适时优雅退场;而“秋风忽忆江东行”则呼唤追随本心,重视生活本真与个人精神自由。
古诗赏析
这首《行路难》一反前两首侧重抒写激昂自信、乘风破浪的积极格调,转而以辩证冷峻的目光审视历史,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思考。全诗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开头“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起笔奇崛,否定极端的洁身自好与迂腐守节,引出“含光混世贵无名”的中庸智慧,认为不必刻意孤傲比附云月。第二层“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至“上蔡苍鹰何足道”,诗人密集运用历史典故,通过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的悲惨结局,反复论证功成不退的灾祸,典故之间对仗工整,语气短促有力,悲剧色彩强烈。结尾“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笔锋一转,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正面典型,为仕途险恶提供一条精神出路——及时归隐,顺从本性。
艺术上,此诗多处用典,借古人之酒浇胸中块垒。句式更以杂言长短句呈现,参差变化中见慷慨气势。末尾的“君不见”呼告手法增强感染力。整体风格既冷峻又旷达,展现了李白在人生低谷中对生命哲学的深入思考,并非一味的消沉,反而在悟透兴废之后崇尚天真适性的生活态度。
创作背景
《行路难》是李白组诗作品(共三首),本诗为其第三首。此诗大约作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前后,李白遭受谗言排挤而离开长安之际。李白本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宏愿进入翰林院,但唐玄宗只把他当作文学弄臣,加之权臣诋毁,李白被迫“赐金放还”。
在政治理想受挫的痛苦中,李白没有沉溺于单纯的哀叹,而是展开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入思考。他通过列举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等功成不退而招祸的例子,又举张翰见机归隐得享天年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内心在“入世建功”与“全身远祸”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倾向于效仿张翰的适意与通达。本诗充分展现了李白在苦闷中寻求超脱的复杂心绪以及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出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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