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次昭陵

旧时的风气使平庸的君主疲惫不堪，各路英雄豪杰都在质问那独夫民贼。
预示天命的谶语应验在具有龙凤之姿的君王身上，他的神威平定了如虎狼般凶险的都城。
他的德行尊奉尧帝的典章，他的神功契合大禹的谋略。
风云追随着他绝世的步伐，日月照耀着他前进的康庄大道。
典章制度大多效法古代，朝廷之中半数是年高德劭的儒臣。
正直的言论岂会遭受杀戮和羞辱，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平坦而无阻碍。
然而过去灾祸依然降临，百姓们喘息未能恢复。
他指挥若定安抚天下，如同洗涤器物般荡涤污浊，抚慰着这巨大的洪炉（指国家）。
壮士为陵墓（指昭陵）而悲伤，隐士来拜祭先帝的英灵。
（传说中）玉衣在清晨会自动起身，（陵前）铁铸的马匹仿佛时常奔波而流汗。
瞻仰松柏环绕的空寂殿堂，在尘沙弥漫的黄昏道路上伫立。
开国时的盛大日子已归于寂寥，只留下无穷的遗憾遍布山野角落。

1. 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是唐代帝王“因山为陵”葬制的典范，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原即置于此。 2. 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627年—649年）出现的政治清明、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为后来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杜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其诗广泛反映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与李白合称“李杜”。 4. 怀古诗：以历史遗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题材，借登高望远、咏叹史实、怀念古迹来抒发情怀、感慨兴衰的诗歌。 5. 安史之乱：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代的一次政治叛乱，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杜甫的许多诗作都反映了这场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 6. 鼎湖典故：出自《史记·封禅书》，传说黄帝在荆山下铸鼎，鼎成后乘龙升天，其地后世称为鼎湖。文学作品中常以“鼎湖”代指帝王之死或帝王陵寝。

这首诗是杜甫途经唐太宗昭陵时有感而发之作。核心情感是通过对比唐朝开国的辉煌盛世与安史之乱后国家的衰败现状，表达对先贤功业的追慕和对现实困境的忧思。
讲解时可以抓住几个关键点：
一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诗人并非单纯怀古，而是处处以古观今。前半部分极力渲染太宗的文治武功、朝廷的开明气象，正是为了反衬后半部分所写的当前“灾犹降”“喘未苏”的惨淡现实，以及面对寂寥陵寝时产生的巨大心理落差。
二是**颂扬与悲慨的融合**。诗歌既是一曲对唐太宗的赞歌，也是一首时代的悲歌。颂扬其“威定虎狼都”“神功协禹谟”的壮举，更悲慨于“流恨满山隅”的凄凉。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体现。
三是**典故与意象的运用**。诗中巧妙化用“尧典”“禹谟”“鼎湖”等典故，增强了历史厚重感；“玉衣”“铁马”等意象则增添了神秘色彩，烘托了陵墓的肃穆与历史的沧桑感。“松柏”“尘沙”“暝途”等意象共同营造出荒凉寂寥的意境，强化了诗人的伤感情绪。
总体而言，这首诗展现了杜甫作为诗史的责任感，他将个人行旅所见、历史沉思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创作出这首内涵深刻、艺术价值高的五言排律。

杜甫的《行次昭陵》是一首怀古诗，情感深沉，意境宏阔。全诗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从开头至“贤路不崎岖”）以浓墨重彩追忆和颂扬唐太宗李世民缔造大唐盛世的功绩。诗人通过“庸主”“独夫”与“龙凤质”的对比，突出了太宗的英明神武；“尊尧典”“协禹谟”赞扬其德政合乎古圣先王之道；“风云随绝足”等句极写其开创基业、引领时代的豪迈气概；“文物师古”“朝廷老儒”则描绘了贞观时期文治昌明的景象；“直词宁戮辱”更是对太宗善于纳谏的贤明政治的肯定。这部分笔力雄健，充满了对盛世的向往。
后一部分（从“往者灾犹降”至结尾）笔锋一转，回到现实。“灾犹降”“喘未苏”既指隋唐之际的战乱遗痛，也暗喻安史之乱带来的新灾难。诗人虽然提到太宗“指麾安率土”的功业，但重点已转向对当前乱世的忧虑和对昭陵寂寥景象的描绘。“壮士悲”“幽人拜”“玉衣举”“铁马趋”等句，借用典故和传说，营造出一种神秘、悲凉的气氛，表达了诗人对太宗时代一去不返的无限惋惜和伤感。结尾“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将古今盛衰之感凝聚于山隅之间，余韵悠长，感人至深。
此诗将历史与现实、歌颂与悲慨紧密结合，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以及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甫于安史之乱期间所作。具体创作时间一般认为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至乾元元年（758年）间，杜甫从凤翔奔赴鄜州探家，或从鄜州返回长安的途中，经过唐太宗的陵墓——昭陵。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国家动荡，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杜甫途经太宗陵寝，遥想唐朝开国时的雄浑气象和贞观盛世，对比眼前国势衰微、山河破碎的现实，心中充满今昔盛衰之感，于是写下此诗，既歌颂唐太宗的丰功伟业，也寄寓了对当前时局的深沉感慨和对国家复兴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