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始兴公

我宁愿栖居在野树林中，宁愿饮用山涧的溪流。
不愿为了享用精美的饭菜，而屈尊迂回地去拜见王侯。
匹夫的气节固然可敬，但身着粗布衣衫直至白头。
运用智谋确实是我的短处，坚守仁德本是我的长处。
侧耳听闻您这位大君子，用人不问是同党还是仇雠。
从不将官位作为私有之物，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天下苍生谋划。
我这卑微之人跪地自荐，不知能否在您的帐下效劳？
我感激的是公正的举荐，曲意逢迎、谋求私利并非我的追求。

1. 干谒诗：唐代一种特殊的诗歌类型，是文人为了求得进身机会（如科举、入幕、任职）而写给权贵或名流的作品，内容多为展示才华、陈述抱负、赞扬对方。 2. 张九龄：盛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玄宗朝贤相，以直言敢谏、选贤任能著称。后遭李林甫排挤罢相，其政治挫折被认为是开元盛世由盛转衰的标志之一。 3. “任”通“仁”：古诗文中常见的通假现象，此处“守任”即“守仁”，意为坚守仁德。 4. 始兴公：张九龄的爵位称号。唐代常以籍贯或封地（如曲江、始兴）尊称名臣，是一种习惯用法。 5. 谦辞与敬辞：诗中如“鄙哉”、“贱子”为谦辞，用于自称；“大君子”、“公”为敬辞，用于称对方，体现了古代书信诗文中的礼仪规范。

这首《献始兴公》的讲解可以从其独特的干谒策略入手。一般的干谒诗往往侧重于展示文采或哀求请托，而王维此诗却另辟蹊径。
首先，他开篇并未急于自我介绍或提出请求，而是大篇幅地宣扬自己的人格理想——甘守清贫、不慕权贵。这看似与“求官”的目的相悖，实则是一种高明的自我推销。他是在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主公”，而非简单地寻找一个饭碗。这种“先立节操”的写法，瞬间将自己与那些汲汲营营的钻营者区分开来，抬高了自身姿态。
其次，在称赞张九龄时，王维紧紧扣住“公正”（“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和“为民”（“动为苍生谋”）这两个核心品质。这不仅是对张九龄政声的准确概括，更是将自己前半部分所标榜的价值观与张九龄的执政理念进行了无缝对接。意思是：正因为您是这样的贤相，我所坚守的节操才有了用武之地，我才会愿意投奔于您。这就使得自荐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甚至是志趣相投的必然结果。
最后，在明确提出请求后，他以“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作结，再次强调原则，表明自己渴望的是基于才能和品德的公正评价，彻底杜绝了任何“走关系”的嫌疑。整首诗因而显得光明磊落，底气十足。王维通过这首诗，成功地将一次“求职”行为，升华为两位高尚之士基于共同理想的双向选择。

这首诗是唐代干谒诗中的杰作，以其高洁的格调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著称。全诗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前六句），诗人极力刻画自己安贫乐道、坚守气节的隐士形象。“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开篇明志，用强烈的选择句式，表明自己甘于清苦、不愿同流合污的坚定态度。“鄙哉匹夫节”四句，则是带有自嘲意味的自我剖析，承认自己不擅权术，但强调了自己德行上的坚守，为后面的自荐埋下伏笔。
后半部分（后六句），笔锋转向赞颂张九龄的品德，并表达投靠之意。“侧闻大君子”四句，集中歌颂张九龄公正无私、心系苍生的贤相风范，这正与前半部分诗人自身的价值观相契合，也是他愿意出仕效力的根本原因。“贱子跪自陈”两句，自荐之辞诚恳而坦率。最后“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两句，再次申明自己追求的是公正的认可，而非私人关系，将全诗的格调推向高尚的境界。
整首诗将陈述心志、赞美对方、毛遂自荐三者完美结合，言辞恳切，气骨峻拔，毫无普通干谒诗的谄媚之态，展现了王维早期积极用世而又不失人格尊严的精神风貌。

此诗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左右，当时张九龄出任中书令（宰相），王维希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王维虽才华横溢，但对当时官场中依靠攀附权贵、结党营私以求进身的作风极为不屑。他听闻张九龄为官清正，任人唯贤，不徇私情，一心为国为民，因此写下了这首干谒诗（自我推荐的诗文）呈献给张九龄。诗中既表明了自己清高的品格和用世之志，也表达了对张九龄人格与政风的由衷敬佩。后来，张九龄果然赏识王维的才华，提拔他任右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