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歌辞。放歌行

向南渡过洛水渡口，向西眺望巍峨的宫楼。天子端坐于明堂之上，每月初一接受诸侯朝拜。清雅的音乐响彻千门万户，帝王的德政教化覆盖九州。祥瑞的云气从东方涌来，广阔无垠地环绕着太阳奔流。太平盛世重在探讨治国大道，舞文弄墨还能有何追求？朝廷下诏征召山野贤才，微臣我也要进献治国良谋。朝中冠冕之士多如繁星，我向曹参、周勃那样的贤臣行礼。追逐权贵非我所愿，呈献辞赋姑且在此停留。有幸承蒙国士的赏识，因此脱下了砍柴的粗衣。今日我放声高歌这一曲，用来宽慰《梁父吟》般的怀才不遇之愁。只求谋得几斗俸禄，奉养家人不让他们蒙羞。倘若能获得仙药般的机遇，直上青云也可与飞云为友。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一篇盛唐寒士的“求职宣言”与“心灵独白”。讲解时可抓住几个核心层次： 首先，**盛世图景的描绘（前八句）**。诗人以宫廷朝会的盛大场面为切入点，用极具画面感和仪式感的语言（坐天子、朝诸侯、动千门、被九州、庆云来、抱日流），构建了一个庄严、恢弘、祥瑞的帝国形象。这不仅是客观描写，更是为下文个人情感的抒发提供了宏大的时代舞台和心理背景。 其次，**个人机遇与回应（“升平”至“谋猷”）**。在“论道”重于“文墨”的升平时代，朝廷“征草泽”的诏令，对于像王昌龄这样的在野士子而言，是历史性的机遇。他的回应是积极而自信的——“微臣献谋猷”，一个“献”字，体现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和准备就绪的状态。 再次，**品格宣言与现实处境（“冠冕”至“丰羞”）**。这是全诗最见风骨的部分。面对“冠冕如星罗”的官场，诗人明确划清界限：“望尘非吾事”，不屑于攀附权贵。他珍视的是“国士识”般的知遇之恩。他的愿望非常朴实：“脱负薪裘”（改变贫寒）、“营数斗禄”（保障基本生活）、“奉养毋丰羞”（让家人免于羞耻）。这些诉求真实、具体，反映了寒士阶层最根本的生存与尊严需求，与开头虚幻的祥瑞景象形成微妙对照。 最后，**情感的升华与寄托（结尾四句）**。“放歌”是为了排解像诸葛亮未遇刘备前那样的“梁父愁”。而“金膏”、“飞云”的比喻，则将现实的功名愿望升华为一种超越性的、近乎仙道的人生理想，使诗歌在现实的基调上，又增添了一抹浪漫飘逸的色彩，展现了盛唐诗人特有的精神气质。 整首诗情感真挚而复杂，格局开阔而落脚具体，是理解王昌龄早期思想及盛唐士人心态的典范文本。

本诗以乐府旧题抒写个人襟抱，格局宏大，情感跌宕。开篇即以“南渡”、“西望”展开空间视野，用“明堂”、“月朔”、“清乐”、“皇风”、“庆云”等一系列富丽堂皇的意象，层层铺陈出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威仪与气象，笔力雄健。然而，诗人笔锋一转，在“升平贵论道”的背景下，提出“文墨将何求”的自我叩问，引出“有诏征草泽”的时代机遇与个人“献谋猷”的积极回应。 诗中情感脉络清晰：从对盛世的礼赞，到对机遇的把握，再到对人格的坚守。“冠冕如星罗”既见人才之盛，也暗含竞争之烈；“望尘非吾事”则鲜明地表达了诗人不趋炎附势的清高品格。最后部分情感趋于深沉复杂，“幸蒙国士识”是感激与庆幸，“但营数斗禄”是现实而卑微的愿望，“以慰梁父愁”则透露出深藏心底的怀才不遇之忧。结尾“若得金膏遂，飞云亦可俦”复又振起，以浪漫的想象表达了乘时而起、实现凌云之志的渴望。全诗将时代气象、仕进渴望、人格理想与现实考量融为一体，展现了盛唐士人昂扬而又务实的精神风貌。

此诗创作于唐玄宗开元前期。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史称“开元盛世”。唐玄宗励精图治，重视人才，曾多次下诏征召民间有才学之士，为士人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遇。王昌龄早年家境贫寒，此时正希望通过科举或征辟步入仕途，施展抱负。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个人期许下创作的，既描绘了盛世的宏伟气象，也表达了寒门士子渴望遇合明主、贡献才智，同时保持人格独立、不慕虚荣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