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禽言

唤起，唤起。
东方已经发白，门前集市般喧闹。
上林苑中虽有报晓的鸟雀，却苦了那睡意正浓的萧娘。
提胡卢，提胡卢，哪里去买酒呢？
乌程与若下出产的美酒，价格高昂没有边际。
小姑典当了金钗，劝郎君喝醉便罢。
您不见城中的官长提着酒壶，十天里有九天烂醉如泥。
姑恶，姑恶，婆婆并不凶恶，是我命苦。
婆婆有孝顺的女儿，婆婆是慈爱的母亲。
我甘愿做那东海妇人（守节而死）。
子归，子归，儿子不归来，白头的老母亲既慈爱又悲伤。
儿子不回来，要等到什么时候？
您不见西江的处士章九华，十年去参加丘园科举，母亲去世、妻子啼哭还未回家。
行不得哥哥，我不前行，又能把我怎么样？
西山有豺狼虎豹，西江有风浪险波。
风浪尚且可以渡过，豺狼尚且可以网罗。
努儿关啊，平地起风波。
行不得啊，哥哥。

乐府诗体
谐音双关修辞
五禽言组诗形式
元末社会矛盾
乌程酒与若下酒（古代名酒）
古代科举制度与“丘园科”
东海孝妇典故
鹧鸪、杜鹃、苦恶鸟的民俗文化象征
杨维桢“铁崖体”诗风

《五禽言》是杨维桢仿古乐府之作，通过模拟五种鸟鸣（唤起、提胡卢、姑恶、子归、行不得哥哥）来影射现实。讲解时可从以下四点切入：

1.“唤起”与官民对立：开篇以“东方明，门前已如市”描绘百姓早起劳作，而“上林有鸟杀司晨，苦杀萧娘睡方美”则以宫廷鸟代替司晨，反衬上层女性的慵懒，暗示阶级差异。

2.“提胡卢”与醉生梦死：通过小姑典钗劝酒与官员“十日九日醉如泥”的对比，深刻揭示了底层百姓为消愁散财、上层统治者醉生梦死的双重悲剧。此处“壶卢提”谐音“糊涂提”，讽刺官员昏聩。

3.“姑恶”与“子归”的人伦之叹：“姑恶”一段以媳妇口吻控诉，却转折为“姑不恶，妾命苦”，并将孝妇典故融入其中，展现封建社会女性逆来顺受的悲剧。“子归”一段则借“章九华”的实例，批判科举制度使人抛家弃母，导致“母死妻啼”的人伦惨剧。

4.“行不得哥哥”与乱世避祸：结尾以鹧鸪“行不得”的哀鸣，罗列西山豺虎、西江风波、努儿关险阻，象征元末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环境。诗人借鸟之口发出“我不行，奈我何”的无奈，实则是对时代动乱的控诉和对民众“寸步难行”处境的深切同情。

整体而言，这首诗是理解元末社会状况和杨维桢现实主义诗风的典范之作，其以禽言入诗、以谐音达意的艺术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诗是杨维桢乐府诗的代表作，艺术特色鲜明。其一，构思巧妙，借禽言抒怀。诗人选取五种鸟鸣声，利用其谐音（唤起-唤醒、提胡卢-提壶沽酒、姑恶-婆婆凶恶、子归-儿子归来、行不得-行路难）展开描写，将自然之声与社会现实完美融合，别具匠心。其二，善用白描，刻画传神。如“小姑典金钗，劝郎醉即罢”一句，仅十字便勾勒出女子为丈夫买醉而典当首饰的无奈与深情；而“城中官长壶卢提，十日九日醉如泥”则以漫画般的笔触，讽刺了官吏的荒淫腐朽。其三，情感沉郁，层次丰富。诗中既有对荒淫统治者的嘲讽，也有对劳动妇女（萧娘、小姑、妾）命运的悲悯；既有对孝慈人伦的呼唤，也有对险恶世途（西山豺虎、西江风波、努儿关）的慨叹。全诗从市井晨景到官场醉态，从家庭伦理到科举悲剧，层层递进，展现了元末广阔的社会图景。

杨维桢是元末著名诗人，生活在元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期。他性格狷狂，诗风奇崛，常以乐府诗反映现实。这组《五禽言》作于其晚年隐居松江期间。诗人借五种禽鸟的鸣叫声（唤起、提胡卢、姑恶、子归、行不得哥哥）为题，运用谐音双关的手法，通过生动的画面和人物形象，揭露了元代末年官场的昏聩无能（“城中官长壶卢提，十日九日醉如泥”）、民间百姓的疾苦（“小姑典金钗，劝郎醉即罢”）、封建礼教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姑恶，姑恶，姑不恶，妾命苦”）以及因科举功名造成的人伦悲剧（“章九华，十年去赴丘园科，母死妻啼未还家”）。全诗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