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关西逢配流吐番

啊，你们这些被流放的戎人（指吐蕃人）请不要过于悲痛，湖南（指洞庭湖之南，即当时被流放的南方地区）离这里很近，能保全你们的性命。
而我现在罪孽深重，连归乡的希望都没有，此去长安（指被贬之地）的路程比你们还要遥远，长达八千里。

• 武关：战国时期秦国的南关，位于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唐代这里是长安通往南方的重要关隘。
• 配流吐番：指被流放到吐蕃去。吐番，即吐蕃，唐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当时唐朝与吐蕃交战，常有战俘或被贬官员被流放至此。
• 戎人：古代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称呼，此处特指被流放的吐蕃人。
• 湖南地近：这里的“湖南”并非指今天的湖南省，而是指洞庭湖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当时是相对靠近中原且条件稍好的流放地。
• 罪重无归望：韩愈自认为罪行严重，没有返回朝廷的希望。
• 路八千：极言道路遥远，并非确指八千里。韩愈此次被贬至潮州（今广东潮州），距离长安确有数千里之遥。

这首七言绝句是韩愈在贬谪途中的触景感怀之作。全诗的核心在于一个“比”字——通过与被流放的“戎人”的比较，来抒发自己更深重的悲哀。

第一层：同情他人。 诗人见到被流放的吐蕃人，心生恻隐，用“莫惨然”来安慰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湖南地近保生全”。在时人看来，流放到洞庭湖以南的地区，虽然也是蛮荒之地，但比起更遥远的边疆，至少距离中原稍近，生存几率更大。这是诗人对戎人的宽慰，也客观反映了当时不同流放地的残酷等级。

第二层：悲叹自身。 安慰完别人，诗人不禁联想到自己。他用了“我今罪重无归望”来为自己定位。“罪重”是自嘲也是无奈，更重要的是“无归望”，看不到任何返回长安、返回政治中心的希望。这种政治生命的终结感，比单纯的流放更令人绝望。最后一句“直去长安路八千”更是将这种绝望具体化，用空间的极度遥远来象征心灵与朝廷、与希望的隔绝。

整首诗的结构很巧妙，由人及己，先扬后抑。看似在安慰别人，其实每一句安慰都成了刺痛自己的利刃。诗人在安慰戎人时，无意中为他们设定了一个“值得安慰”的前提（地近保生全），而一旦这个前提与自己“路八千”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戎人的“不幸”在诗人眼中反而成了一种“有幸”，而自己的“幸”（尚有资格与心情去安慰别人）则彻底转化为了巨大的“不幸”。这种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得诗人那种孤独、绝望、且无人可诉的贬谪之痛，显得格外深沉动人。

这首诗以对比手法抒发了诗人深沉的悲愤与无奈。诗题点明了地点与事件，为全诗铺垫了悲凉的基调。

前两句“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是诗人对被流放的吐蕃人的劝慰之语。诗人以“嗟”字起头，饱含同情，劝他们不要过于悲痛，因为相比之下，他们被流放的“湖南”（此处指南方近地）尚能保全性命。这看似是安慰别人，实则是在咀嚼自己的痛苦，为下文埋下伏笔。

后两句“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笔锋一转，写到自己。诗人认为自己“罪重”，不仅被贬，而且是无望归京的远谪。“路八千”极言其远，比“湖南”更甚，强化了这种绝望感。诗人通过将自己的处境与戎人进行比较，得出自己更为悲惨的结论，这并非真的幸灾乐祸，而是将一己之痛放到更大的背景下，以“强作慰语反透自悲之情”（清人评价），使得悲愤的情感更加深刻、沉重。

全诗语言质朴，情感沉郁，通过一层递进的对比，将诗人政治失意、远贬天涯的绝望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这一年，韩愈因上书《论佛骨表》反对皇帝过分崇信佛教，触怒龙颜，被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在奔赴潮州贬所的途中，经过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正好遇到一批被流放到吐蕃（今青藏高原一带）的人。看着这些背井离乡、前途未卜的流放者，韩愈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虽然流放地不同，但悲凉的心境是相通的，甚至觉得自己连这些戎人都不如，因为他们还有靠近“湖南”得以保全性命的希望，而自己却要远赴更加荒凉的岭南，归期渺茫。诗人于是写下了这首诗，既有对同病相怜者的安慰，也包含了对自身命运深沉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