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

向西南方向，使者如同闪耀的使星一般出发了，此行遥远，直通两国之间的朝见与聘问。在烟雨迷蒙中，通往僰道的路途显得格外幽深，但随行的仪仗旗帜依然彰显着大唐礼仪的盛大与威严。使者不把五尺道的艰险放在眼里，心中喜爱那双流之水的清澈洁净。大唐朝廷广施恩泽于边远之地，南诏作为外邦之臣定当遵循朝廷的礼法与命令。在离别的厅堂前，暂且停下您的车马，让我们一同饮尽这杯中的美酒，为您壮行。

1. 册封使与南诏：袁滋此次出使是唐代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事。他在经过石门关（今云南盐津豆沙关）时，曾摩崖刻石题记，此“袁滋题记摩崖石刻”至今犹存，不仅是书法珍品，更是见证唐朝与南诏关系的重要实物史料，记录了南诏归唐的历史瞬间[citation:10]。

2. 典故运用：诗中连用数典，贴切自然。“使星”典出《后汉书·李郃传》，传说汉和帝派使者微服观采风谣，李郃观星便知有使星至益州[citation:2]。“五尺险”为历史地理名词，特指秦汉时西南古道。“樽中圣”活用《三国志》中徐邈称清酒为“圣人”的典故[citation:9]。典故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厚重感。

3. 作者权德舆：字载之，天水略阳人，官至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宰相），是唐代中期重要的政治家与文坛领袖。其诗文雅正赡缛，对中唐文风有较大影响，谥号“文”，后世称“权文公”[citation:1][citation:3]。

• 使星：古时认为天上有代表使用的星宿，此处借指朝廷派出的使者袁中丞[citation:2][citation:9]。
• 朝聘：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这里指唐朝与南诏之间的正式外交访问[citation:2]。
• 僰道：古县名，也是古道路名，在今四川宜宾地区，是当时通往西南的必经之路，道路深幽难行[citation:2][citation:4]。
• 麾幢：指使者出行时作为仪仗的旗帜，象征着朝廷的威严[citation:2][citation:4]。
• 汉仪：借指唐朝的礼仪制度，意为汉家（唐）的威仪[citation:2]。
• 五尺险：即“五尺道”，是秦汉时开通的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险峻道路，因道宽五尺而得名[citation:5][citation:7][citation:9]。
• 双流：指两条江水，也可能具体指蜀地某处地名，此处借指清澈的流水[citation:2]。
• 上国：指中央朝廷，即唐朝[citation:2][citation:7]。
• 恩波：皇帝的恩泽，如水波般浩荡广布[citation:2]。
• 外臣：指藩属国的君主或大臣，此处指南诏国的一方[citation:7]。
• 驺驭：指驾驭车马的人，也代指使者乘坐的车马[citation:1]。
• 樽中圣：代指酒。三国时人称清酒为“圣人”，故“圣”为酒的别称[citation:7][citation:9]。

这首诗通过描绘送别友人袁中丞出使南诏的场景，展现了唐代外交使节的形象与使命。全诗结构清晰：前四句写出行，从朝廷出发，穿越险峻的僰道，仪仗威严；中两句抒情言志，表现使者不畏艰险，向往和平纯净的外交成果；后四句表达政治理想与现实送别，希望大唐恩泽远播，南诏能尊奉礼命，最后回到饯别的酒席，劝君更尽一杯酒，豪迈中见深情。

学习此诗，重点在于理解唐代“羁縻政策”下的民族关系。诗人并未单纯描写离愁别绪，而是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诗中“上国洽恩波，外臣遵礼命”体现了唐朝作为当时强大文明体，对外推行的是以礼相待、以德怀远的政治理念。而“途轻五尺险”则展现了唐代士大夫为国立功、不畏艰险的精神风貌。读者在鉴赏时，既要注意诗中“烟雨”、“双流”等意象营造的意境美，也要体会“使星”、“汉仪”等词汇背后的文化自豪感和历史厚重感[citation:5]。

这首诗是一首典型的唐代送别诗，但因其题材涉及朝廷册封使臣，故而风格庄重典雅，气势开阔。首联以“使星”喻友人，点明出使的使命神圣与路途遥远，“通朝聘”三字定下了两国交好的政治基调。中间两联写景与叙事交融，“烟雨僰道深”以迷蒙之景渲染路途的艰辛与苍茫，而“麾幢汉仪盛”则在艰难环境中突显大唐威仪，一抑一扬，极具张力。“途轻五尺险”一个“轻”字，传神地刻画出使者不畏艰险、胸有成竹的豪迈气概；“水爱双流净”则借景抒情，既写山水之清，也暗喻使者品行高洁及此行目的之纯净。颈联“上国洽恩波，外臣遵礼命”直接抒写政治愿景，表达了唐朝以恩德怀柔远人、期望外邦臣服遵礼的大国自信。尾联笔锋收回送别的离堂，驻马饮酒，以“且尽樽中圣”的日常场景收束，将宏大的政治叙事与真挚的个人友情完美融合，余味悠长。全诗格调高华，情感深沉而不失豪迈，展现了盛中唐时期士人开阔的胸襟与对国家大事的关怀[citation:1][citation:5]。

这首诗创作于中唐时期。南诏是唐朝西南地区的重要地方政权，与唐朝关系密切，时战时和。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决定归附唐朝，遣使请求归诚。次年（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德宗派遣御史中丞袁滋（即诗题中的“袁中丞”）为册南诏使，持节前往云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citation:10]。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结束了南诏与唐朝长达四十余年的对抗。诗人权德舆与袁滋同朝为官，作此诗为其送行，既是对友人肩负国家重任的壮行，也寄托了对西南边疆安定、两国修好的殷切期望[citation:5][citatio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