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也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人们爱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懂得句读，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向老师学习，有的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大的方面却丢弃了，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

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名叫蟠的，年纪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之道，写了这篇《师说》来赠送给他。

• 学者：求学的人。
• 传道受业解惑：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受，通“授”。
• 庸：岂，哪。
•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
• 出人：超出一般人。
• 下圣人：低于圣人。
• 句读（dòu）：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语意已尽处为句，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
• 小学而大遗：小的方面（句读）要学习，大的方面（解惑）却丢弃了。
• 不齿：不屑与之同列，表示鄙视。
•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名称。
• 苌（cháng）弘：周敬王时的大夫，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 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孔子曾向他学琴。
• 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孔子曾向他问礼。
• 六艺经传（zhuàn）：六经的经文和传文。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 不拘于时：不受当时（耻于从师）风气的束缚。
• 贻（yí）：赠送。

《师说》的讲解可以从其结构、论证艺术和思想价值三个层面展开。

一、严谨的论证结构
全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阐述老师的作用、从师的必要性和择师的标准。这是立论。第二部分（第二、三段）：运用三组对比，批判当时“耻学于师”的不良社会风气。这是驳论。第三部分（第四段）：以孔子言行为例，进一步阐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和“能者为师”的道理。这是用历史典范深化论点。第四部分（第五段）：说明写作缘由，赞扬李蟠，再次强调中心。全文层层递进，正反对比，有破有立，结构严谨完整。

二、高超的论证艺术
1. 对比论证：这是本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通过古今、对子与对己、士大夫与百工之人的多重对比，将批判对象的矛盾、荒谬与可笑揭露无遗，是非分明，说服力极强。
2. 引用论证：结尾引用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名言和其拜贤者为师的事例，作为权威论据，使“圣人无常师”的结论无可辩驳。
3. 逻辑推理：从“人非生而知之”这一普遍前提，推导出“必有惑”，进而推导出“必从师”，逻辑链条清晰严密。

三、深远的思想价值
《师说》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师道观：
1. 师道的本质是“传道”：韩愈将“传道”置于“受业”、“解惑”之前，强调老师首要任务是传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而不仅是知识技能。
2. 平等的师生关系：“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打破了封建门第和等级观念，体现了学术和真理面前的平等精神。
3. 辩证的师生观：“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打破了教师绝对权威的迷信，指出师生关系是相对的，可以互相学习。这体现了教学相长的思想，鼓励学术争鸣和独立思考。
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振聋发聩，其倡导的尊师重道、虚心学习、能者为师的精神，在今天的教育和学习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师说》是韩愈议论文中的典范之作，其核心在于阐发“师道”的重要性，批判当时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陋习，提出了进步的师道观。

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开篇即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并精辟定义了老师的职责——“传道受业解惑”。接着从“人非生而知之”出发，论证了从师的必要性，进而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打破了年龄、贵贱的界限，具有平等色彩。

在论证过程中，作者运用了多重对比手法，极具说服力。如“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的对比，揭示“耻学于师”是“圣益圣，愚益愚”的根源；“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与“于其身也，则耻师焉”的对比，批判了士大夫在从师问题上的自相矛盾与糊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与“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的对比，辛辣讽刺了士大夫的虚荣与狭隘，并得出“其智乃反不能及”的深刻结论。

文章语言雄健，富有气势和感情色彩。大量运用排比句（如“生乎吾前…生乎吾后…”）、感叹句（如“嗟乎！”“呜呼！”）和反问句，使论述跌宕起伏，感情充沛，极具感染力。最后举孔子为例，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辩证结论，将师道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本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韩愈时年三十五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当时，唐朝上层社会门第观念严重，士大夫阶层普遍存在“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他们只肯向地位、官职高于自己的人学习，或只为子弟聘请老师，自己却以向他人请教为耻。这种风气严重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韩愈对此深恶痛绝，他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决心扭转这种歪风，恢复儒家“尊师重道”的传统。恰逢他的学生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主动向他求学，韩愈赞赏其行为，便写下这篇《师说》赠予他，既是对李蟠的鼓励，更是对当时社会流弊的公开批判和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