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月圆 赵君锡再得雄

赵君锡家中世代积德行善，如今又喜得一位能够读书成才的男儿。手捧着婴儿惊喜地端详，只见他额头饱满隆起，额角宽阔如犀牛角般方正，眉目清秀如同黛墨描绘，面色红润仿佛涂了朱砂。最令人欢欣的是，父亲正值壮年尚未衰老，儿子便已早早显露出才华芬芳。日后应当铭记，这家门第必将高大显赫，车马往来繁华盛丽。

词牌知识：人月圆 人月圆，词牌名，始创于北宋王诜，因其词中有"人月圆时"句而得名。此调又名"青门引"，双调四十八字，上下片各五句、六句，押平声韵。音律和婉流畅，适宜抒发团圆喜庆之情或咏叹人生感慨。宋代词人多用于中秋咏月，如李持正《人月圆·小桃枝上春风早》等；元代则多用于贺喜、赠答之作。蒲道源此词严守格律，上片五句两韵，下片六句两韵，韵脚为"郎、妆、芳、煌"，皆属阳韵，音韵和谐，朗朗上口。 作者生平：蒲道源 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后徙居兴元（今陕西汉中）。元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早年师从南宋遗民学者，深研程朱理学。元贞年间被荐为国子博士，迁太常博士，后出任陕西儒学提举。晚年辞官归隐，潜心著述。蒲道源学宗程朱，文宗韩柳，诗风典雅冲淡，词作不多但颇具法度。著有《闲居丛稿》等。他与元代中期文人如姚燧、卢挚等交往密切，是元代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文化典故：于门高大 "于门高大"典出《汉书·于定国传》。于定国之父于公为县狱吏，断狱公平，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于公尝言："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于定国官至丞相，封平西侯，于氏一门贵盛，门庭高大。后世遂以"于门高大"或"于公高门"作为称颂人家族昌盛、子孙显贵的典故。此典与词开篇"阴德多多种"相呼应，形成因果照应，体现了传统儒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德观念。 相术文化：隆颅犀角 "隆颅犀角"是中国古代相术术语。"隆颅"指额头饱满隆起，相书认为额主少年运，隆起者主聪明富贵；"犀角"指额角（发际旁隆起处）方正如犀牛角，相书称"额角峥嵘"，主贵显。古代相术认为，人的相貌与命运相关，额头方正饱满者多有官禄。此处用相术术语形容婴儿相貌，既符合贺生子词的习俗（赞美婴儿贵相），又暗含对赵家未来的祝福，体现了传统文化中"贵相"与"贵命"的关联思维。 科举文化：丹桂 "丹桂"即桂花，因花色橙红而得名。古代科举制度中，以"蟾宫折桂"比喻科举及第。传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科举时代称进士及第为"折桂"。词中"丹桂先芳"指儿子年幼便显露才华，预示将来科举有望。此意象与"读书郎"相呼应，强调赵家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的传统，也反映了元代文人依然重视科举仕进的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科举一度停废，仁宗延祐二年（1315）方恢复，蒲道源此词或作于延祐之后，故仍以科举为祝颂之辞。

这首《人月圆》是元代文人蒲道源为友人赵君锡喜得次子所作的贺词。要理解这首词，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来把握：一是词作的实用功能，二是其中蕴含的文化观念，三是艺术表现手法。

首先，这是一首典型的社交应酬词。在古代，文人之间常以诗词庆贺婚丧嫁娶、生子寿诞等人生大事。赵君锡"再得雄"，即再次生男孩，在重视子嗣传承的古代社会是极大的喜事。蒲道源作为友人作词祝贺，既表达了真挚的祝福，也体现了文人之间的情谊。词中"重得读书郎"的"重"字值得注意，说明赵君锡此前已有子嗣，此次添丁，更是锦上添花。

其次，词中蕴含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开篇"阴德多多种"与结尾"于门高大"形成呼应，体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儒家伦理。这种因果报应观念并非迷信，而是强调道德修养与家族传承的关系。中间"灵椿未老，丹桂先芳"一句尤为精妙："灵椿"典出《庄子》，指父亲长寿；"丹桂"指儿子科举有望。父子并写，既贺人得子，又颂其父德，构思十分周到。这种"父子双美"的写法，比单纯祝贺生子更见深意。

再次，从艺术手法看，此词用典精当，对仗工整。"隆颅犀角"写相貌，"黛抹朱妆"写气色，连用相术术语与比喻，既符合贺词的喜庆氛围，又暗示此子贵相。"于门高大"的典故与赵家"阴德"相呼应，使全词结构严谨。下片"灵椿"对"丹桂"，"未老"对"先芳"，对仗工稳，音韵和谐。

学习这首词，我们可以体会元代文人词作的特点：一是实用性，词作为社交工具，讲究得体与分寸；二是典雅化，多用典故，追求书卷气；三是教化性，强调道德因果，体现儒家价值观。同时，这首词也为我们了解元代的生育观念、相术文化、科举制度等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这是一首典型的贺生子词，全篇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结构严谨，用典精当，充分体现了元代文人词作典雅庄重的风格。

上片着重描写新生婴儿的相貌与家族的喜悦。"君家阴德多多种，重得读书郎"开篇点题，从积德行善的因果报应角度落笔，既赞美了赵家的家风，又点明喜得贵子的主题。"掌中惊看"三字生动传神，写出初得婴儿时惊喜交加、爱不释手的情态。"隆颅犀角，黛抹朱妆"连用相术术语与比喻，极写婴儿相貌之不凡，额头饱满、额角方正，面色红润、眉目清秀，暗示此子将来必成大器。这几句从形貌入手，为下文的祝福预设伏笔。

下片转而抒发对赵家未来的美好祝愿。"最堪欢处"一句承上启下，指出最令人欣慰的不仅是得子本身，更在于"灵椿未老，丹桂先芳"——父亲正当壮年，儿子便已显露才华。这里化用"椿萱并茂"之意，但以"灵椿"专指父亲，以"丹桂"喻指儿子科举有望，对仗工整，寓意深远。结尾"他年须记，于门高大，车马煌煌"用汉代于定国家族的典故，预言赵家必将门庭显赫、子孙昌盛。这一结尾不仅呼应开篇的"阴德"之说，形成完整的因果逻辑，更将全词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

全词语言典雅，用典自然，既有对婴儿相貌的细腻描摹，又有对家族未来的宏阔展望，体现了元代文人词作讲究辞藻、注重教化的特点。词中"阴德""于门"等典故的运用，反映了传统儒家因果报应、积善余庆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元代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后徙居兴元（今陕西汉中）。他曾任国子博士、陕西儒学提举等职，是元代中期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此词作于赵君锡再次得子之时，是一首贺生子词。元代社会虽由蒙古族统治，但汉族士大夫阶层依然保持着重视诗书传家、积善余庆的传统观念。赵君锡与蒲道源当为友人或同僚关系，词中充满对友人喜得贵子的真诚祝贺，同时也反映了元代文人之间以词章往来、庆贺人生大事的社交习俗。"再得雄"表明赵君锡此前已有子嗣，此次添丁，更是喜上加喜，故词人着重强调"重得"二字，并预言此子将来必能光大赵家门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