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忆郎还上层楼曲

　　心中思念情郎，于是登上高楼远望。楼前的芳草，一年一绿，如今又是春天来到。这青翠的绿色仿佛情郎离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分别时，他不忍离去，回首凝望，衣袖随风飘动。
　　一别数年，他崭新的衣袍恐怕已经变旧了吧。新绿的颜色也已经暗淡无光了吧。其实韶华易逝，就连镜中的容颜也一年一年地逐渐减色，不像芳草那样岁岁依旧。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学录。他专心著述，文名渐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学正。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富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历城县志》）李格非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楼昉谓其文“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也能诗，《过临淄》、《试院》等篇清朗雅洁，为人所诵（《后村诗话》续集卷三）。著有诗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书）。其《洛阳名园记》自宋时即有单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一录其诗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只可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犊》）、《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人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第169页可见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⑴菩萨蛮：原为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名。亦作“菩萨鬘”，又名“子夜歌”“重叠金”等。
　　⑵楼前芳草年年绿：此句化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及王维《山中送别》诗“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⑶镜中春：指镜中女子的容颜如春光般姣好。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