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八秦穆公墓

泉水边是秦穆伯的坟墓，下面埋葬着三位随葬的大臣（三良）。

这三位大臣是百里挑一的人才，难道他们是做无益的牺牲死去的吗？

当年他们不幸被迫胁从，诗人在《秦风·黄鸟》中还记着他们临穴时的恐惧与不安。

哪像田横在海中的门客那样，中原大地都已归汉，无处报效，只能选择自杀以示清白。

秦国吞并了西周，康公是秦穆公的儿子。

他（康公或指代局势）尽力侍奉康公，而秦穆公没有辜负这份忠诚。

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杀身来追随（死亡）呢？孔子（夫子）却像怀疑侯嬴所做的那样，来怀疑这三子。

王室恩泽尚未枯竭，君子行为不应做违背常规的事（诡）。

三位良臣殉葬秦穆公，终究是因为不得已罢了。

1. 人殉制度：中国古代尤其是商周时期存在为君主或贵族殉葬的陋习。秦穆公时殉葬人数多达百七十余（《史记》载一百七十七人），包括“三良”等重臣。儒家对此深恶痛绝，《诗经·秦风·黄鸟》即为哀悼三良而作。

2. 三良：特指秦穆公殉葬的三位大夫：子车氏的奄、仲、蹻。他们被认为是“百夫特”（百里挑一的才俊），他们的死在历史上被视为秦穆公暴政的见证。

3. 田横客：秦末汉初齐王田横逃亡至海岛，不愿投降汉朝，自杀；其两名门客及五百壮士随后全部自刎。这一典故常被用来象征忠义、气节以及不事二主的精神，与被迫人殉有本质不同。

4. 和诗：古人常用“和”字表示唱和，即依照他人诗词的题材、韵律或主题进行创作。苏辙此诗是和苏轼的作品。

5. 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深沉古郁，擅长议论文，常以史论见长。

6. 黄鸟：出自《诗经·秦风》，诗云“交交黄鸟，止于丘隅……于虎于处，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惧。”表达了对三良被殉的同情和对秦穆公的谴责。

• 秦伯坟：秦穆公的陵墓。秦公多被称为“秦伯”。
• 三良：指秦穆公死后被殉葬的三位大臣，分别是奄兹、子车氏之三子（奄、仲、蹻）。
• 百夫特：指百人中的杰出者，形容人才出众。
• 无益死：指毫无意义的死亡。古时儒家反对人殉，认为这是无益于民的暴行。
• 临穴惴：出自《诗经·秦风·黄鸟》：“于虎于处，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惧。”形容临到墓穴时恐惧不安。
• 田横海中客：典故。秦末汉初，齐王田横在逃亡途中自杀，他的两名门客及后来跟随他的五百多人（或指五百壮士）随后全部自刎，以示忠义，不事二主。
• 康公穆公子：此处语境略晦涩，结合苏辙原意及历史背景，可能指秦国内部权力更迭或康公时期的局势。秦康公是秦共公之子，非穆公之子（穆公生共公，共公生康公），但诗中可能借用“康公”泛指继位者或秦室血脉，强调秦国的延续与内部政治伦理。*注：苏辙此诗重点在于讨论人殉的“不得已”与“无益”，此处“康公”可能是笔误或特指某历史脉络，但在赏析中主要聚焦于对“三良殉葬”性质的辩论。*
• 侯嬴：战国四公子之一信陵君门客。后来为报信陵君知遇之恩，自杀殉主。苏辙引用此典，是通过对比，探讨臣子为君主而死是否合乎“义”。
• 王泽：指周天子的恩泽或礼法规范。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衰落，但儒家仍视其为道德标准。
• 狥（xùn）：同“殉”，随从（君主）死。
• 要（yāo）：通“邀”，意为勉强、逼迫，或指最终结果。

学习这首诗，首先要理解苏辙写作时的思想立场。作为北宋的理学家和儒生，苏辙对古代史事有着批判性的审视。这首诗的核心在于辨析“死”的性质。传统观点可能简单地将三良之死归为“愚忠”或“暴政下的牺牲”，但苏辙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提出了“不得已”这一中间状态。

诗的前四句是铺垫，确认三良的身份（百夫特）和死者情境（秦伯坟、三良墓）。接下来两句“当年不幸见迫胁，诗人尚记临穴惴”，是关键的历史考证与情感共鸣。苏辙指出，根据《诗经》，三良在临死前是“惴惴其惧”（恐惧不安）的，这说明他们并非慷慨激昂地赴死，而是被迫的。这里的“迫胁”不仅指物理上的胁迫，也指当时秦国尚且保留着原始野蛮的人殉制度，在这种制度惯性下，作为臣子难以完全摆脱。

随后，苏辙用田横客的典故进行衬托。田横客是“主动”选择死亡以明志，而三良是“被动”承受死亡。这一对比极大地澄清了历史误解，提升了诗歌的思辨深度。

最后，“王泽既未竭，君子不为诡”一句，意指在周礼未完全崩坏的时代（或君子道德标准未完全堕落时），君子不应做违背常理怪异之事。但现实是，秦穆公作为霸主，推行人殉，这本身就是一种“诡”（违背人道）。因此，三良的死亡是制度悲剧的产物。结尾“要自不得已”是苏辙给出的最终历史定论：不能简单道德绑架三良为“高尚”，也不能单纯指责他们“软弱”，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在权力机器面前的无力挣扎。这种历史观体现了宋代文人理性、温和且充满人文关怀的特征。

这首诗并非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一首议论色彩浓厚的历史诗。苏辙首先提出“三良百夫特，岂为无益死”的疑问，直接挑战了将殉葬视为纯粹荒谬或单纯高尚的传统看法。接着，诗人引用《诗经》中“临穴惴”的细节，指出三良在死前其实充满了恐惧，这打破了后世对他们“视死如归”的浪漫化想象，还原了真实的人性。

随后，诗人引入田横门客自杀的典故作为对比。田横客之死是因为“中原皆汉无报所”，是一种主动的、基于政治立场的决绝；而三良之死是“当年不幸见迫胁”，是被动的。这种对比鲜明地揭示了“自愿殉义”与“被迫人殉”的本质区别。

最后，诗人通过引用孔子对侯嬴的态度（或者类似的儒家伦理讨论，原文“夫子乃以侯嬴所为疑三子”意指儒者可能用君子标准去衡量三良，从而产生疑惑），提出“王泽既未竭，君子不为诡”的观点。苏辙的核心结论是“三良狥秦穆，要自不得已”，即三良的殉葬并非因为他们高尚到愿意杀人，也不是因为卑鄙到甘心送死，而是在当时的法律和政治压力（“迫胁”）下，处于忠孝两难或制度压迫下的无奈选择。全诗逻辑严密，层层递进，从现象到本质，从对比到结论，体现了苏辙深厚的学养和理性思辨能力。

苏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并称“三苏”。这首诗是苏辙应和苏轼（子瞻）的诗作《凤翔八观八首》中的第八首。苏轼在凤翔任签书判官时，曾游览当地古迹，写下组诗《凤翔八观》，其中涉及秦穆公墓的历史话题。秦穆公时期，秦国实行“生人殉葬”的野蛮制度，三良（子车奄、仲、蹻）被迫殉葬，此事在《诗经·秦风·黄鸟》中有激烈谴责。苏辙作为宋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于历史上的人殉制度持批判态度。他通过和诗，不仅回顾历史，更借古讽今或纯粹进行历史哲学的思辨，探讨臣子忠君、牺牲生命以及“义”与“利”、“生”与“死”之间的伦理关系。苏辙认为三良之死并非出于自愿的高尚，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压迫下“不得已”的结果，试图为这种悲剧性的死亡寻找一个合乎理性的解释，同时也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