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倚藤床十二韵
司马光 〔宋朝〕
嗟予仕京府,谋禄非谋身。
岂徒劳百骸,消铄侵天真。
所畏旷官诛,敢辞从事勤。
朝讯狱中囚,暮省案前文。
虽有八尺床,初无偃息痕。
比归暂解带,日没轩窗昏。
援枕未及就,扑面愁飞蚊。
示能习律令,何暇规皇坟。
夫君天才秀,明颖排纠纷。
右曹况清简,剸裂奚足云。
示遇且坚卧,逢时将致君。
行当起经济,膏沐醒吾人。
古诗译文
可叹我在京城为官,谋求俸禄并非为了自身享受。哪里只是白白劳累身体,消磨侵蚀了天然的本真。所害怕的是因旷废职守而被处罚,怎敢推辞公务的勤勉。早晨审讯狱中的囚犯,晚上查阅案前的文书。虽然有八尺长的床,起初却没有躺卧休息的痕迹。等到回家暂时解开衣带,太阳已经落山,窗前一片昏暗。伸手拿枕头还没躺下,扑面而来的是令人愁烦的飞蚊。未能熟习法律政令,哪有空闲去研读三皇五典。您真是天才杰出,聪明敏锐能排解各种纠纷。何况您任职的右曹清静简练,决断事务哪里值得多说。未遇时机暂且安稳躺卧,逢遇明主时将施展才干辅佐君王。您应当起身经世济民,像膏沐一样滋润唤醒我们这些人。
知识点
2. 藤床:宋代常见家具,用藤条编织的床榻,轻便凉爽,文人士大夫常凭此休憩、清谈,具有隐逸文化符号意义。
3. 三皇五典:即“三坟五典”,传说中上古三皇五帝的典籍,是儒家理想治道的象征。
4. 右曹:宋代中央职官体系中的“右曹”指审刑院、判刑部等司法清要之官,任职者常为文学、政事兼优之士。
5. 经世济民:出自《抱朴子》等典籍,指治理世事、救济民众,是宋代士大夫“内圣外王”理想的实践层面。
6. 诗歌押韵与对偶:此诗押真、文、元通押(身、真、勤、文、痕、昏、蚊、坟、纷、云、人),古体诗中首句可用邻韵。虽为古体,多处对偶如“朝讯狱中囚,暮省案前文”“比归暂解带,日没轩窗昏”,体现宋诗炼句之工。
古诗注解
- 和君倚藤床十二韵:“和”指和诗,依照别人诗的题材和体裁作诗。君倚:人名,司马光的朋友。“藤床”为诗题核心。十二韵:指全诗十二联。
- 嗟予:叹我。予,我。
- 谋禄非谋身:谋求俸禄不是为了自身享受。表示为官承担职责。
- 百骸:指人的整个身体,也泛指所有骨骼。
- 消铄:消磨、损耗。
- 旷官诛:因空居官位、不尽职守而受到的处罚。
- 比归:等到回家。比,及、等到。
- 规皇坟:研习“三皇五典”。皇坟,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典籍。
- 天才秀:天资才华出众。
- 右曹:宋代官职,指判刑部、审刑院等职,此处指朋友所任清要之职。
- 剸裂:决断、裁断事务。
- 逢时将致君:遇到好时机就辅佐君主实现治国理想。致君,使君主成为尧舜之君。
- 膏沐:油脂和润发之物,比喻恩泽与教化。
讲解
这首《和君倚藤床十二韵》是司马光借“藤床”这一日常之物,表达仕途勤苦与朋友交谊的典型宋诗。全诗可分为两个层次:从“嗟予仕京府”到“何暇规皇坟”是第一层,集中叙述自己在京城为官昼夜忙碌、无暇休息的真实状态。其中的“八尺床,初无偃息痕”是精妙的矛盾修辞——床存在却无卧痕,表现出劳碌至极。而“扑面愁飞蚊”以微小事物收束,渲染出夜晚归家后仍不得安宁的疲惫感,感人至深。
第二层从“夫君天才秀”至结尾,笔锋转向对友人君倚的称颂与共勉。司马光没有停留在个人感伤中,而是以朋友的明颖才干与清简职务为映照,勉励对方在未遇之时坚卧待时,一旦有机会就要出山“致君”“膏沐吾人”。这不仅是对朋友的期盼,也是司马光自己政治理想的投射。整首诗情真意切,充满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同时也反映了宋代文人“诗可以怨”又“怨而不怒”的雅正风格。学习中需注意对比司马光与同时代文人如王安石、苏轼的不同风格:司马光更重实际、语言质朴,无奇崛之语却意味深长。
古诗赏析
此诗属五言古体,结构分明。前十二句写自身为官的辛劳:起笔两句点明“谋禄非谋身”的职责所在,接着以“朝讯暮省”“八尺床无偃息痕”“比归暂解带”“未及就枕愁飞蚊”等细节层层递进,生动刻画了案牍劳形、昼夜不息的官吏生活,真实感人。“示能习律令,何暇规皇坟”更将挣扎与遗憾和盘托出——希望探究圣贤典籍却无暇顾及。
后六句转向对友人君倚的赞美与期许。“夫君天才秀,明颖排纠纷”称赏其才华与裁决能力,“右曹况清简”与自身烦剧形成对比。结尾“行当起经济,膏沐醒吾人”境界突转,从个人辛苦转到济世抱负,希望友人出山辅佐君主、教化天下。全诗由苦闷入,由高远出,情感沉郁而开阔。语言平实洗练,善用生活细节(蚊、床、轩窗)折射精神世界,体现了司马光诗歌“质实深厚”的特色。
创作背景
司马光生活在宋仁宗至神宗时期。他仕宦多年,曾任谏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以刚直不阿、勤于政务著称。此诗为和友人“君倚”所作,对方先写《藤床十二韵》,司马光依韵相和。“藤床”是宋代文人日常用具,常与闲适、退隐相关。但司马光从自身忙碌的官场生活切入,以藤床虽有却无暇安卧的细节,反衬政务繁重、身心疲惫。整首诗在回应友人时,既赞美了朋友的才干与清简职守,也透露出自己在“未遇坚定卧”与“逢时将致君”之间的人生态度。这种写作背景体现了北宋士大夫在理想与现实压力之间的典型心绪,也展现了司马光作为史学家和政论家的务实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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