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范信中寓居崇宁还雨二首

范侯（范信中）来寻找通往八桂（今广西一带）的道路，像逃离猎人的兔子一样躲避着世俗之人。
在夜雨中，他把衣囊寄放在禅院，路上积水漫上台阶，漂起了他的两只鞋子。
想要排遣烦闷，烦闷却总在眼前挥之不去；想要躲避忧愁，忧愁却早已知道你的去处。
庆公担忧的是久旱未雨，禾苗难以生长；旻公担忧的是洪水泛滥，树木被冲走。
两位禅师有意广开寿域，普度众生，计划在晚年修筑可容百堵（形容规模宏大）的屋舍。
将来若真的无处安身，暂且可以效法后汉张楷，制造出绵延五里的“公超雾”（指求道、隐居的云雾）来栖身。

1. 唱和诗：中国古代诗人之间以诗词互相酬答唱和的一种创作形式。本诗标题中“和”字即标明此性质。 2. 江西诗派：黄庭坚是北宋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诗人。该诗派主张“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强调学习前人典籍，并追求诗歌的格律严谨和语言新奇瘦硬。 3. 用典：本诗熟练运用典故，如“脱兔”出自《孙子兵法》，“五里公超雾”出自《后汉书》，体现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使诗意含蓄深沉。 4. 对仗与修辞：诗中“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运用了顶真、拟人和工整的对仗，是体现黄庭坚锤炼字句功力的典型例证。 5. 佛道思想的影响：黄庭坚晚年浸淫佛道思想颇深。诗中出现的“禅家”“寿域”“公超雾”等意象，融合了佛教的慈悲济世与道家的超然隐逸思想，反映了其复杂的精神世界。

这首诗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层是画面与叙事层：诗歌开篇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友人范信中为寻友（或访道）不辞辛苦，冒雨赶路，夜宿禅院。诗人用“脱兔”写其避世之决绝，用“漂两屦”写其路途之狼狈，细节生动，充满生活实感。
第二层是情感与哲理层：诗歌的核心在于中间两联。诗人由友人的窘境，引申出对人生普遍困境的思考。“遣闷”一联，以极其凝练和巧妙的语言，揭示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烦恼无法凭借简单的“遣”和“避”来消除，这种体验具有普遍性，极易引起读者共鸣。而禅师们对旱涝的“忧”，则将个人的愁闷升华为对众生苦难的悲悯。
第三层是理想与超脱层：面对“无屋可藏身”的终极困境（既是现实居所，也是精神归宿），诗人并未陷入绝望。他笔锋一转，提出了“且作五里公超雾”的解决方案。这个典故的运用十分巧妙，它并非指向真实的道术，而是象征了一种精神上的创造与超越。在物质世界无处容身时，可以在精神世界构建一个广阔无垠、自由栖居的“云雾之境”。这体现了黄庭坚在艰难困苦中，借助佛道思想资源，寻求心灵安顿与精神解脱的努力，也使全诗在苦涩中透出旷达与幽默的亮色。

本诗以幽默而略带苦涩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友人雨中投宿禅院的画面，并抒发了深沉的人生感慨。
诗的前四句叙事，生动刻画范信中为避俗世风尘，如“脱兔”般急切，却又在夜雨中遭遇“行潦升阶漂两屦”的狼狈，画面感极强，苦中作乐之意初现。
“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已知人处”一联，采用顶真和拟人手法，将“闷”与“愁”写得如影随形、无所遁逃，语言精妙而富含哲理，深刻道出了人生烦恼的如影随形，是广为传诵的名句。
随后笔锋转向寺中禅师，“忧苗未立”与“忧木水推”，一旱一涝，象征了世间无所不在、相互矛盾的苦难，也暗喻了诗人所处环境的严酷与多变。而禅师“筑室当百堵”的宏愿，则代表了一种积极的宗教关怀与救世理想。
结尾两句，诗人由禅师的愿景回到现实，发出了“他时无屋可藏身”的喟叹，但随即以“且作五里公超雾”作结，借用道家典故，表明在物质困窘、现实无路之时，尚可寻求精神上的超脱与隐遁，在诗意的云雾中找到心灵的居所。全诗将叙事、说理与抒情巧妙结合，体现了黄庭坚诗歌融学问、哲理与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典型风格。

此诗创作于宋徽宗崇宁年间（约1104-1105年），黄庭坚晚年被贬至宜州（今广西宜山）期间。诗人身处偏远的岭南，生活困顿，心境复杂。友人范信中远道来访，寄居在当地的崇宁寺，又遇连日阴雨。此诗是黄庭坚与范信中唱和之作，既描写了友人旅途的艰辛与避世之态，也融入了诗人自身对现实困境（贬谪之苦、生活之忧）的感慨，以及对超脱与安顿身心的精神追求。诗中提到的“庆公”“旻公”两位禅师，可能是崇宁寺的僧人，他们的忧民之举触发了诗人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