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别驾萧世范赠玉岩诗四首

为五斗米而弯腰折节，实在并非我的天性；举荐贤才如同祢衡那样，终究也是徒劳无功。

深渊里的鱼儿自在地游弋，夸耀着在水中畅泳的快乐；树林间的鸟儿安歇在巢中，享受着栖居的安宁。

内心随着境遇或俯或仰，只因无所亏欠而坦然；身体无论是出仕还是退隐，都感到从容而有余裕。

试问那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究竟在何处？圣人的门庭里，有着无数指引方向的指南车。

1. “折腰五斗”典故
出自《晋书·陶渊明传》。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郡里派督邮来县，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解印去职。后世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形容人不愿为微薄俸禄而向权贵低头，保持气节与尊严。

2. “一鹗书”典故
出自东汉孔融《荐祢衡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鹗，鱼鹰，猛禽。孔融以“一鹗”比喻祢衡才能超群出众，后世遂以“鹗荐”“一鹗书”代指举荐贤才的奏章或行为。祢衡虽得孔融举荐，却因性情刚傲终不为曹操所容，故诗人言“徒劳”。

3. “行藏”一词的渊源
出自《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颜渊说：用我时就出来做事，不用我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样。后世以“行藏”指代出仕与隐退两种人生状态，成为中国古代士人仕隐观的核心概念。

4. “指南车”的象征意义
指南车是古代一种利用差速齿轮原理制成的指示方向的机械车，传说为黄帝或周公所造。在文化语境中，指南车常被用来比喻正确的指引、准则或学说。诗中“圣门无限指南车”以指南车比喻儒家圣人之教，强调其为人生提供明确的方向与依归。

5. 宋代酬和诗的文化传统
酬和诗是宋人交往的重要方式，朋友之间以诗赠答，或和韵、或依意，既切磋诗艺，也交流思想情感。此诗为《和别驾萧世范赠玉岩诗四首》之一，属于“和诗”，即按照原诗的题材、韵脚或意旨进行创作，体现友人之间的精神共鸣与情谊。

• 折腰五斗：用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典，指为微薄俸禄而向权贵弯腰屈身，喻指官场生涯。
• 信非天：确实不是出于天性。信，确实、的确。非天，并非天性使然。
• 荐祢：指举荐祢衡。祢衡，东汉末年名士，才华横溢而性情刚傲，孔融曾上《荐祢衡表》举荐他，然终不被重用。
• 一鹗书：指举荐人才的奏章。鹗，大雕，古人以“鹗荐”喻指举荐贤才。语出孔融《荐祢衡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
• 纵鳞：自由自在游动的鱼。纵，放任、自由。鳞，代指鱼。
• 夸水泳：夸耀在水中游弋的快乐，形容逍遥自在。
• 宿鸟：归巢栖息的鸟。
• 乐巢居：以在巢中安居为乐，喻指隐逸生活的安宁。
• 心随俯仰：内心随着处境的高低、顺逆而自然调适。俯仰，代指人生际遇的起伏。
• 缘无慊：因为心中没有遗憾或不满。慊（qiè），满足、惬意，此处反用为“不慊”即无憾。
• 身任行藏：身体或行动或隐退，皆能自如。行藏，指出仕与隐退，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 自有馀：自然有从容宽裕之感。馀，同“余”，宽裕、富余。
• 通衢：四通八达的大路，喻指人生正途、大道。
• 圣门：圣人之门，特指孔子及儒家学说的门庭。
• 指南车：古代一种指示方向的仪器，此处比喻圣人学说为人生指明方向。

这首诗以酬和为形式，以言志为核心，在工整的七言律诗格律中，寄寓了深刻的人生思考与精神追求，具有鲜明的宋诗理性色彩与内省特质。

首联以典起笔，决绝而深沉。“折腰五斗信非天”化用陶渊明典，斩钉截铁地表明屈身事人绝非自己本性，一个“信”字力度千钧。“荐祢徒劳一鹗书”借祢衡故事，慨叹举荐贤才终究徒劳，既有对自身遭遇的不平，也暗含对世道不识人才的讽谕。两典连用，将仕途的屈辱与失望一并道出，奠定了全诗“出仕非我所愿”的情感基调。

颔联以物喻人，画面明快。“渊底纵鳞夸水泳，林间宿鸟乐巢居”笔锋一转，从官场的压抑转向自然的自由。鱼翔深潭、鸟栖林间，两个意象充满生机与安乐，“夸”与“乐”二字点睛，将隐逸生活的逍遥怡然写得活灵活现。此联对仗工稳，意境清新，与首联的沉重形成鲜明对照，在对比中凸显了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倾心。

颈联由物及心，转入理性省思。“心随俯仰缘无慊，身任行藏自有馀”是诗人精神境界的集中呈现。上句言内心之所以能随境遇俯仰而无怨尤，是因为心中无所亏欠——坦荡无私，故能随遇而安；下句言身体无论入世还是出世，皆能从容自如——胸有主宰，故能进退裕如。此联将儒家“素位而行”的安分守己与道家“逍遥无待”的超然融合为一，展现了宋代文人独特的精神修养功夫。

尾联以问引答，归旨圣门。“试问通衢何处是，圣门无限指南车”以设问收束，将全诗提升到终极关怀的高度。康庄大道究竟在何方？答案指向“圣门”——儒家圣贤之道。指南车无数，喻示圣人之教博大精深、指引分明。这表明诗人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寻得了安身立命之所：不是逃离世界，而是以圣人之道照亮人生。

全诗结构严谨，起承转合分明：首联言仕途之困，颔联慕隐逸之乐，颈联明心性之修，尾联归圣贤之道。诗中用典贴切而不晦涩，比喻生动而不浮泛，说理透彻而不枯燥，在抒写个人情怀的同时，折射出宋代士人普遍的精神追求——在仕隐之间找到内心的平衡，在圣贤之学中获得终极的安顿。

此诗为宋代诗人所作《和别驾萧世范赠玉岩诗四首》中的一首。别驾是宋代通判的别称，萧世范当是诗人的一位友人，时任通判之职；玉岩则很可能是一位隐士或辞官归隐的文人，其号“玉岩”，生平不详。诗人与萧世范、玉岩之间以诗唱和，相互赠答，此诗便是对萧世范赠予玉岩之诗的和作。

宋代文人普遍面临仕隐之间的抉择与矛盾，一方面受儒家“兼济天下”之志的感召，另一方面又向往道家及隐逸传统中的自在与超脱。此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写成，借酬和友人之机，抒发了诗人对官场束缚的厌倦、对隐逸自由的向往，并最终在圣贤之道中寻得精神归宿的心路历程。

从诗中“折腰五斗”“荐祢徒劳”等语来看，诗人或曾亲身经历仕途的挫败与失望，因而对陶渊明、祢衡等人的遭遇深有共鸣。全诗以鱼鸟自喻，以圣门为归，体现了宋代文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既不甘同流合污，又不忘以圣人之道自我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