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燕国相公挽歌二首

文若的美德堪称完备，留侯张良身负盛大的名望。
说到燕国相公，他长久居于高位却并不专权独断，因为疾病而得以安详离世，了却尘缘。
人生如一场大梦，他依循禅定之境而逝；高大的坟冢与象征觉悟的化城相伴。
他自己应当安于这永恒的寂灭之境，只是世间的人们徒然为此悲伤。

人们都赞美他执掌朝政、秉持公正的日子，也都传颂他敢于直谏、折槛抗言的时刻。
他曾像蜀地的贤侯一般为国谋划庙堂大略，也使汉主那样的明君因失去这样的台辅之臣而深感缺憾。
送葬的车马前行又止步，笳箫之声呜咽，充满悲戚。
今年在杜陵的道路旁，百花凋零衰败，仿佛天地同悲，为其殄瘁。

1. 挽歌：古代专用于哀悼逝者的诗歌体裁，起源较早，汉魏至唐宋均有发展，内容多表达对逝者的追思、赞誉生平行迹及抒发哀伤之情。 2. 历史人物典故：诗中运用了荀彧（文若）、张良（留侯）、朱云（折槛）、诸葛亮（蜀侯供庙略）等多个历史人物典故，以类比和衬托手法高度评价逝者。 3. 佛教术语：诗中使用了“无生”、“大梦”、“禅定”、“化城”、“寂灭”等佛教词汇，反映了唐代佛教文化对文人思想及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4. 地名“杜陵”：杜陵是汉代陵墓（汉宣帝陵）所在地，在唐代长安附近，常出现在唐诗中作为送别、感怀的场景。 5. 诗歌体裁：本诗为五言排律，是律诗的一种扩展形式，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均需对仗，讲究平仄格律。

这首诗是李嘉祐为一位尊贵的“燕国相公”所作的挽歌。挽歌的核心目的是表达哀悼和敬意。诗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他运用了高超的“借喻”手法。一开篇不提逝者本人，而是用两位著名的历史贤臣——品德完美的荀彧和功勋卓著的张良——来比喻逝者，这就立刻让读者感受到，这位相公是一位德才兼备、极其杰出的人物。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赞美。

其次，诗中既有概括性的评价，也有具体事迹的描写。比如“长不宰”（不专权）和“折槛时”（敢于直谏），就从不同侧面刻画了逝者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使人物更加丰满可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佛教色彩。唐代佛教盛行，许多文人都受其影响。诗人将逝世称为“得无生”、“依禅定”，将坟冢与“化城”并列，认为逝者进入了“寂灭”的永恒境界。这并非简单的安慰，而是试图从一种更高的哲学角度来看待生死，减轻纯粹的悲伤。但最后又回归到“人世但伤情”，承认在世者的情感难以超脱，这显得非常真实和动人。

最后，诗歌的结尾极具画面感和感染力。诗人没有直接说“我们多么悲伤”，而是描绘了送葬队伍的悲戚场景（车马止、笳箫咽），尤其是用“杜陵陌上百花迟凋”这一自然景象来象征伟人逝去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普遍哀伤。这叫做“以景结情”，让抽象的情感变得可视可感，意境深远，令人回味。

总的来说，这首诗通过精当的用典、深哲的思考、工整的对仗和情景交融的笔法，成功塑造了一位令人敬仰的逝者形象，并表达了深切而复杂的哀思。

这是一首情感深沉、意境悠远的五言排律挽诗。全诗可分为两层：前十句为第一层，侧重于评价与议论逝者的生平德行；后六句为第二层，转入具体的哀悼场景与情感抒发。

首联以荀彧（文若）之“全德”与张良（留侯）之“重名”起兴，高度概括了逝者兼具高尚品德与显赫声名的形象，奠定了全诗的敬仰基调。颔联“论公长不宰，因病得无生”，赞其虽居高位而不专权，并以其因病离世暗含一丝超脱的意味。颈联巧妙运用佛教意象，“大梦”喻人生虚幻，“禅定”状逝时安详，“高坟”与“化城”则将实体的墓葬与虚幻的悟道之境结合，表达了诗人对生死哲学的思考。尾联“自应怜寂灭，人世但伤情”，以逝者自身的超脱（怜寂灭）与在世者的悲伤（但伤情）形成对比，深化了哀思。

第二层首联“共美持衡日，皆言折槛时”，具体赞颂逝者执政公正（持衡）和犯颜直谏（折槛）的典型事迹。接着以“蜀侯供庙略，汉主缺台司”的历史典故，进一步烘托其治国才能和不可或缺的地位。随后，笔锋转向送葬场景，“车马行仍止，笳箫咽又悲”，通过车马徘徊、箫声悲咽的细节描写，渲染出凝重哀戚的气氛。尾联“今年杜陵陌，殄瘁百花迟”，以景结情，将人之殄瘁（逝世）与物之殄瘁（百花迟凋）相联系，使无形的哀伤具象化为眼前凋零的百花，意境深远，余韵悠长。

全诗用典贴切，对仗工整，融议论、抒情、写景于一炉，既体现了对逝者的尊崇与怀念，也透露出诗人受佛教影响的生死观，是唐代挽诗中的佳作。

此诗是唐代诗人李嘉祐为悼念一位去世的燕国相公（具体所指人物待考，可能为一位封爵为“燕国公”的宰相级重臣）所作的挽歌。挽歌是古代用于哀悼逝者的诗歌体裁。唐朝政治与佛教文化交融，诗中融入了佛教思想，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生死的看法。诗人通过追忆逝者的德行、功业，表达深切的哀悼之情，并借景抒情，以杜陵百花迟凋的自然景象烘托悲凉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