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诏

听说称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周文王，称霸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齐桓公，他们都是依靠贤能的人才成就功名的。如今天下贤能的人拥有智慧才能，难道只有古代才有这样的人吗？问题在于君主不去结交他们，贤士通过什么途径进身呢？现在我凭借上天的灵佑，以及贤士大夫的辅佐，平定了天下，把天下统一为一家。想要它长治久安，世世代代奉祀宗庙而不断绝。贤能的人已经与我共同平定了天下，却不与我共同安定天下，享受利益，这怎么可以呢？贤士大夫有愿意跟随我治理天下的，我能使他地位尊贵，名声显扬。将此诏令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的意图。御史大夫周昌将诏令下达给相国，相国酂侯萧何下达给各诸侯王，御史中丞下达给各郡郡守。那些确实有美好德行和名声的人，郡守必须亲自前去劝勉，为他准备车马，送到相国府，登记其品行、仪表和年龄。如果有贤才而郡守不举荐，一经发觉，就免去其官职。年老体弱多病的人，不要送来。

1. 文体知识：本文属于“诏令”文体，是古代帝王向臣民发布的命令、文告，具有最高权威性。 2. 历史人物：周文王（儒家推崇的圣王）、齐桓公（春秋首霸）、刘邦（汉朝开国皇帝）、萧何（汉初丞相）、周昌（汉初御史大夫）。 3. 官职制度：相国（丞相，最高行政长官）、御史大夫（副丞相，掌监察）、郡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 4. 通假字：“亡”通“无”；“义”通“仪”。 5. 特殊句式：反问句（“岂特古之人乎？”）、使动用法（“尊显之”）。 6. 历史概念：“布告天下”体现了中央政令的传达体系；“署行义年”可视为早期人才档案登记的雏形。 7. 政治思想：体现了汉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治国理念和重视人才、广开仕途的务实政策。

这篇《高帝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为新兴的汉王朝招募治国人才。讲解时可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一、论证策略：刘邦没有以皇帝身份居高临下地命令，而是先摆出历史论据（周文、齐桓），用公认的榜样来证明求贤的普遍正确性，使自己的主张更具说服力。

二、现实针对性：他特别强调“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这是对当时社会可能存在的“今不如古”论调的直接反驳，旨在激发当代士人的自信和报国热情。指出“患在人主不交”，更是把人才匮乏的责任揽到自己（及前任君主）身上，展现了一种难得的自省和担当姿态，极易打动人心。

三、利益共同体构建：刘邦巧妙地将自己与贤士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共平之”与“共安利之”。平定天下时大家是“战友”，共享胜利；治理天下时则应成为“利益共同体”，共享太平富贵。这种“共患难，亦共安乐”的承诺，对人才极具吸引力。

四、制度的严肃性：诏书的最后部分，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御史大夫、相国）到地方（郡守）的逐级下达和执行流程，并配有激励机制（“尊显之”）和惩罚措施（“觉免”）。这说明它不是一篇空洞的号召，而是一项必须落实的国家政策，显示了刘邦作为政治家的务实作风。

总之，这篇诏书通过“以史为鉴-指出现状-表明诚意-给出承诺-明确办法”的完整逻辑，成功地将个人政治诉求转化为国家意志，是一篇非常高效和经典的政治动员文书。

本文虽是一篇行政诏令，但文辞恳切，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展现了刘邦作为开国君主的政治智慧与气度。

结构严谨，层层递进：诏书开篇以历史典范（周文王、齐桓公）立论，说明贤才的重要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当今并非无才，而是君主“不交”，点明问题关键。然后陈述自己“定有天下”的功业，并顺势提出“共安利之”的诉求，将求贤的必要性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最后公布具体的求贤办法和问责条款，使诏令具有可操作性。

语言恳切，恩威并施：文中多次使用反问句（“岂特古之人乎？”“士奚由进？”“可乎？”），增强了说理的力度和求贤的诚意。承诺“吾能尊显之”，给予厚遇。同时，在实施层面又严格规定“必身劝，为之驾”，并对“有而弗言”者处以“觉免”的惩罚，体现了政令的严肃性。

历史意义：这篇诏书是汉代最早、最著名的求贤令，打破了先秦以来贵族世袭的选官传统，为汉代察举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优秀的论说文。

本文是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颁布的求贤诏书。西汉建立之初，经过长期战乱，社会凋敝，人才匮乏。刘邦出身平民，深知人才对于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在平定异姓诸侯王（如韩信、英布等）叛乱的过程中，他越发感到治理庞大帝国需要大量贤能之士的辅佐。为了广泛吸纳人才，巩固新兴的汉朝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刘邦特颁布此诏，以皇帝的名义公开、郑重地向天下征召贤才，并规定了具体的举荐程序和责任，体现了汉初统治者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和务实的人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