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差伍员

史籍记载几千年，一个接一个地都是兴亡的遗迹。哪个国家的灭亡不是自己造成的？每一个都有其来历。灭亡必然是因为失去道义，兴盛必然是因为拥有德行。有德行则没有不兴盛的，不在于防备外寇贼盗。大纲（根本准则）一旦端正，上下就能合为一体。左右没有共工、鲧那样的奸臣，大小官员都像益、稷一样贤能。用这样的原则治理天下，天下没有谁能匹敌。无道必然自取灭亡，不能依靠智谋和力量。内心一旦不正，祸乱就会突然发生。计谋思虑并非不周全，防备也并非不严密，但龙蛇（喻指祸患）从平地兴起，刀剑从卧席之间出现。过去常遗憾吴王夫差，不采纳伍子胥的计策。父仇不共戴天，吴国与越国势不两立。在夫椒击败越国，足以报复槜李之役的耻辱。如果杀心未消，消灭越国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勾践率五千人逃到会稽，甲盾之上还流着血。一举将其消灭，后患就能永远断绝。怎奈仓促之间，鬼神夺走了他的魂魄（指夫差昏聩）。不相信忠臣的话，坐失良机。转眼二十年，越兵攻破吴国。于是让泰伯的吴国宗庙，一天之内断了祭祀。至今在史册中，看到的人无不叹息。但我曾思考其中缘故，此事不足以令人过于悲戚。吴国灭亡自有其根源，消灭越国本来也并无益处。夫差确实已经错了，伍子胥也未必正确。万事以理为准，万理以心为宅。好恶有一毫偏差，成败就相隔千里。根本端正就不必担忧末节，君主强大就不必害怕外敌。疾病虽有四百零四种，最可怕的是膏肓之疾。外邪不足为忧，内部的寇贼比螟虫更毒。家不在藩篱是否坚固，国不在城墙是否高厚。怨恨不在仇敌，忧患不在夷狄。最毒的是小人，必然导致灭亡的是女色。百种灾祸生于骄矜，众多怨恨源于苛刻。灭亡由于没有仁恩，死亡因为肆意妄为。子兰（指奸臣）如同刘渊、石勒。平虑讨击使（指谨慎谋划的将领），尚且逃不过三尺之法。华清宫的羽衣曲（指唐玄宗荒淫），难道能避免败亡的结局？勾践确实可以除掉，但宰嚭还在身边。西施在落日中起舞，吴宫已长满荆棘。伍子胥的计策确实忠诚，但或许没有掌握缓急之度。夫差的魂魄已被夺去，勾践自有千百种办法。杀一人而留下其余，乱门岂能堵塞？寄语伍子胥，善恶应当仔细选择。乱亡之事应当深思，心性之非最难纠正。

1. 吴越争霸：春秋时期吴国与越国之间的长期战争，涉及阖闾、夫差、勾践等人物，核心事件包括槜李之战、夫椒之战、勾践卧薪尝胆、最终灭吴。

2. 伍子胥：吴国大夫，原为楚国人，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而逃往吴国，助吴王阖闾成就霸业，后因劝谏夫差防范越国而被赐死。

3. 伯嚭：吴国太宰，贪财好色，受越国贿赂，在夫差面前诋毁伍子胥，是吴国灭亡的重要内因之一。

4. 泰伯：周太王长子，因让位给弟弟季历而逃到江南，建立吴国，被尊为吴国始祖。

5. 共工与鲧：上古传说人物，共工被尧流放，鲧因治水失败被舜处死，后世常用来比喻奸邪之臣。

6. 益与稷：伯益助禹治水，后稷教民农耕，均为上古贤臣，象征贤能之人。

7. 华清羽衣曲：指唐玄宗李隆基在华清宫宠爱杨贵妃，沉迷《霓裳羽衣曲》，导致安史之乱，国家由盛转衰。

8. 膏肓之疾：源自《左传》典故，指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比喻根本性的致命问题。

• 载籍：书籍、史册。
• 相踵：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
• 失道：失去道义、正道。
• 大纲：根本的法则、纲领。
• 共鲧：共工和鲧，传说中尧舜时期的凶臣，喻指奸佞。
• 益稷：伯益和后稷，传说中舜的贤臣，喻指贤才。
• 夫椒：地名，夫差在此击败越国。
• 槜李：地名，越王勾践曾在此击败吴王阖闾（夫差之父）。
• 会稽：山名，勾践被围后栖身于此。
• 泰伯祚：泰伯是吴国始祖，祚指国统、宗庙祭祀。
• 膏肓：古代医学指心膈之间，喻指难以救治的致命问题。
• 螟：螟虫，一种害虫。
• 子兰：战国时楚国佞臣，此处借指奸臣。
• 刘石：刘渊、石勒，十六国时期乱华首领，喻指外患或大祸。
• 华清羽衣曲：指唐玄宗在华清宫听《霓裳羽衣曲》，喻指君主荒淫误国。
• 宰嚭：伯嚭，吴国太宰，贪财好色，接受越国贿赂，导致吴国灭亡。
• 西施：越国美女，被献给夫差以迷惑其心志。

这首《夫差伍员》是陈普对吴国灭亡历史的一次深刻反思。诗人开篇便跳出具体事件，提出“亡必以失道，与必以有德”的历史规律，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而非外在的防御或智谋。随后，诗人以吴王夫差与伍子胥的冲突为核心，详细回顾了夫差在战胜越国后，因内心不正、不听忠言，未能彻底消灭勾践，反而在二十年后被越国反噬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并未将责任完全推给夫差，而是指出伍子胥“未为得”，认为他虽忠却未能把握时机与策略，这种辩证视角颇具深度。

诗的后半部分从吴越故事中提炼出普遍教训：真正的祸患往往来自内部——小人的谗言、女色的诱惑、君主的骄矜与苛刻，比外敌更为致命。诗人用“膏肓之疾”“内寇逾螟”等比喻强调内患的严重性，并以“华清羽衣曲”为例，将历史教训延伸到唐代，进一步印证论点。结尾“心非最难格”一句，直指问题核心：最难纠正的是人心（尤其是君主之心）的偏邪。全诗层层递进，从史实到哲理，从具体到抽象，展现了诗人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治国之道的严肃思考。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这首诗提醒我们：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内在的德行与正直之心，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此诗立意深远，结构严谨，兼具史论与哲理。开篇从宏观历史规律入手，指出兴亡皆由自取，强调“有德”与“失道”是根本原因。接着以吴王夫差与伍子胥的故事为具体例证，详细叙述了夫差因不听忠言、优柔寡断而错失灭越良机，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经过。诗人并非简单归咎于夫差一人，而是深入剖析“吴亡自有端”，指出夫差之误在于“中心一不正”，而伍子胥也“未为得”，未能把握缓急。诗的后半部分升华到普遍哲理，提出“万事理为准，万理心为宅”，认为内心的偏私是祸乱根源，并列举“小人”“女色”“骄矜”“苛刻”等具体祸端，最后以“心非最难格”作结，强调端正心性是治国根本。全诗议论纵横，用典贴切，对仗工整，语言凝练，既有历史叙事的生动，又有哲理思辨的深度，是一首出色的咏史说理诗。

此诗为宋代诗人陈普所作，题为《夫差伍员》，是一首咏史诗。陈普生活在宋末元初，经历了南宋灭亡的沧桑巨变，对历史兴亡有着深刻的感触。诗中借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忠言、最终亡国的历史教训，抒发对治国之道、君主德行的思考。宋代后期政治腐败、奸臣当道、外患频仍，诗人通过回顾吴越争霸的史实，暗喻当时朝廷的弊病，强调“有德无不兴”“无道必自亡”的道理，并警示“内寇”与“女色”比外敌更为危险。全诗以史为鉴，旨在劝诫当权者端正内心、亲贤远佞，以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