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

圣人对于诗歌的言论，何曾专门局限于某一种内容？诗歌是因事而有所激发，因物而兴起情感，使心志得以通达。从民间采集而上达朝廷，这就是所谓的“国风”。雅诗和颂诗，无论是讽刺还是赞美，道理都是相同的。诗歌不仅仅是为了认识鸟兽草木之名，更是为了展现文字的精妙工巧。屈原写作《离骚》，是自我哀叹其志向不得施展。他愤世嫉俗的深意，寄托在草木虫鱼等意象之中。近来诗道颇为沦丧，所作之诗都是空谈。要么描写烟云的形象，要么吟咏花卉的红绿。写到人间世事则极尽阿谀谄媚，引经据典只为了争辩逞雄。创作时只注重对仗和声律，荣华利禄因此被蒙蔽。于是使得世上的人，只把诗歌当作一种技艺来充数。用技巧来比作下棋，用声韵来比作弹琴。可叹啊，这距离真正的诗歌何其遥远，甘愿用无言来终结。然而古代有登歌之礼，依据文辞来配合宫商音律。文辞出自士大夫之手，并非出自盲人乐师。我的言论与当今时辈相比，难以被采用，就像年老病弱之人。虽然我歌唱，又有谁能听呢？所遇到的人都是哑巴聋子一般。诸位前贤赠送我诗作，对我的称爱实在过誉。你们家兄弟和睦，声响应和如同笙管合奏。虽然我想一一回报，但勉强去说恐怕不合本心。姑且写下这些如同顽石般粗陋的文字，不敢再去琢磨修饰了。

1.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被誉为宋诗“开山祖师”。其诗风格平淡含蓄，注重写实与议论，对宋代诗风转变影响深远。

2. 韩氏三兄弟：韩绛（字子华）、韩维（字持国）、韩缜（字玉汝），均为北宋名臣，文学造诣亦高，与梅尧臣、欧阳修等交往密切，时称“三韩”。

3. 诗歌功能论：本诗核心观点继承自《毛诗序》的“诗言志”与“美刺”传统，强调诗歌应反映社会现实（“因事有所激”），具有讽喻教化功能（“自下而磨上”），反对脱离现实的纯形式主义创作。

4. 西昆体：北宋初期盛行的一种诗风，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模仿李商隐，讲究辞藻华丽、多用典故、对仗工整，但内容往往脱离现实，流于空洞。梅尧臣此诗正是对这种诗风的批判。

5. “不独识鸟兽”典故：出自《论语·阳货》，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梅尧臣在此反用其意，强调诗歌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更在于其社会功用与思想内涵。

• 圣人於诗言，曾否专其中：圣人（指孔子）对于诗歌的论述，何尝专门局限于某一方面？曾否，相当于“何尝”。专，专一、局限。
• 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因具体事件而受到激发，因外物而兴起情感，并使心意通达。
• 自下而磨上：从民间（下层）采集诗歌，用以讽谏或影响上层统治者。磨，切磋、影响。
• 刺美亦道同：讽刺与赞美，其道理是相通的，都是诗歌的功用。
• 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诗歌不仅是为了认识鸟兽草木之名（语出《论语》），更是为了展现文字表达的工巧。
• 尔来道颇丧：近来（指宋代当时）诗歌之道严重沦丧。尔来，近来。
• 经营唯切偶：创作诗歌只注重对仗（切）和声律（偶）。经营，指构思创作。
• 荣利因被蒙：荣华利禄因此遮蔽了诗歌的本质。
• 只曰一艺充：只把诗歌当作一种技艺来充数。
• 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把诗歌的技巧比作游戏的下棋，把诗歌的音韵比作弹琴。喻，比喻。鸣桐，指琴。
• 缘辞合徵宫：依据文辞来配合音乐的音律。徵（zhǐ）、宫，古代五音中的两个，代指音律。
• 不出於瞽蒙：文辞并非出自盲人乐师（古代乐官多由盲人担任）。此句强调诗歌文辞创作是士大夫的职责。
• 难用犹笃癃：难以被世所用，如同年老病弱之人。笃癃（lóng），指年老体弱多病。
• 所遇辄瘖聋：所遇到的人都像哑巴和聋子一样，无人理解响应。辄，就。瘖（yīn），哑。
• 响合如笙丛：兄弟间应和如同笙这种乐器合奏般和谐。笙丛，指笙这种由多根簧管组成的乐器。
• 聊书类顽石，不敢事磨砻：姑且写下这些粗陋的文字，如同顽石一般，不敢再加以打磨雕琢。磨砻（lóng），磨砺、修饰。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非常特别的诗，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写的《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这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一篇用诗歌形式写成的文学宣言，相当于梅尧臣的“创作谈”。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首诗的“对手”是谁。当时诗坛流行“西昆体”，写的都是什么“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就是堆砌辞藻，描写花花草草，内容空洞无物，甚至为了追求名利而“人事极谀谄”，专门写阿谀奉承的话。梅尧臣对这种风气非常不满，他认为诗歌应该像《诗经》里的“国风”一样，来自民间，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这就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

他还举了屈原的例子。屈原写《离骚》，表面写的是“草木虫”，实际上寄托的是“愤世嫉邪意”，这才是诗歌应有的深度。而当时的诗人呢？“经营唯切偶”，只关心对仗和声韵，把作诗当成了下棋、弹琴一样的技艺，完全背离了诗歌“言志”的根本。

最后，梅尧臣感叹自己这种坚持古道的言论不被时人理解，“虽唱谁能听，所遇辄瘖聋”，就像对着聋哑人唱歌一样孤独。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把自己这首诗比作未经雕琢的“顽石”，朴实无华，却自有分量。这首诗结构清晰，先立论，再批判，最后抒情言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学改革者的坚定与孤独。它告诉我们，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扎根现实、有感而发的，而不是空洞的文字游戏。

这首诗是一篇以诗论诗的名作，结构严谨，观点鲜明。全诗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而为文字工”，正面阐述了诗歌的起源、功能与本质。诗人追溯《诗经》传统，指出诗歌源于“事”与“物”的激发，其作用在于“刺美”与“言志”，而非仅仅认识草木鸟兽或锤炼文字。这确立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创作原则。

第二部分从“屈原作离骚”到“甘用无言终”，批判了当时诗坛的流弊。诗人以屈原《离骚》的“愤世嫉邪”为正面典范，反衬出“尔来道颇丧”后诗歌的空洞——或写烟云花草以逃避现实，或阿谀谄媚以求名利，或斤斤计较于对偶声律。诗人痛心疾首地指出，这种风气使诗歌沦为“戏弈”“鸣桐”般的技艺，背离了诗歌的根本。

第三部分从“然古有登歌”至结尾，诗人抒发了自己坚守古道却孤立无援的感慨，并回应了韩氏兄弟的赠诗。他自比“笃癃”“顽石”，感叹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但同时也表达了对韩氏兄弟共鸣的欣慰与谦逊。全诗议论精辟，情感深沉，既有诗歌理论的严肃探讨，又有个人际遇的真情流露，体现了梅尧臣作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文学担当与清醒认知。

此诗是梅尧臣对韩子华（韩绛）、韩持国（韩维）、韩玉汝（韩缜）三兄弟赠诗的回赠之作。韩氏三兄弟是北宋名臣，与梅尧臣交好，曾作诗相赠，梅尧臣以此诗作答。这首诗并非单纯应酬，而是借题发挥，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当时北宋诗坛正处在从晚唐五代浮艳诗风向宋诗理性化、散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以“西昆体”为代表的诗歌过于追求辞藻、典故和对仗，内容空洞，脱离现实。梅尧臣作为宋诗革新的重要人物，与欧阳修等人一起倡导诗歌要关注现实、继承《诗经》和《离骚》的优良传统，反对浮华空泛的文风。此诗正是他针对当时诗坛弊病而发出的批判与宣言，意在阐明诗歌的本质在于“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而非仅仅追求形式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