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行皇帝遗诏感恩哀恸六首·三

士人只要有一项专长就值得称道了，文章能兼备众多妙处从古至今都很难。元丰年间皇帝亲自阅览诸生的赋作，淳化年间宫中屏风上题写着侍读之诗。为《建隆编》作序必须由巩（欧阳修）执笔，为《储祥宫记》题写碑文必待苏轼书写。臣子对于这四种美事（专长、文采、御览、题诗、作序、碑记等才能）哪里能兼备呢？只是白白承受了先皇非凡的知遇之恩。

1. 大行皇帝：古代对刚去世的皇帝的尊称，指皇帝“大行”（一去不返），停棺未葬时之称。本诗指宋理宗或宋度宗。

2. 元丰御览：宋神宗赵顼年号元丰（1078-1085），神宗重视科举与人才选拔，曾亲阅进士试卷，体现了宋代皇帝对文教的直接参与。

3. 淳化屏题：宋太宗赵光义年号淳化（990-994），太宗好诗文，曾在宫中屏风上题写侍臣的诗作，以示褒奖，是宋代君臣文学互动的佳话。

4. 巩笔：指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谥文忠，北宋文坛领袖。其文笔雄健，曾奉诏修《新唐书》《新五代史》，并撰《五代史》等，此处“序建隆”指为记述宋太祖建隆年间开国历史的《建隆编》作序，非欧阳修亲撰，但借指其文坛地位足以担此重任。

5. 苏碑：指苏轼（1037-1101），号东坡居士，北宋文豪、书法家。曾奉敕撰并书《上清储祥宫碑》（即《储祥宫记》），碑文与书法均为世所重，代表了宋代碑刻文化的最高成就。

6. 四美：诗中泛指士人应具备的四种杰出才能或际遇：一己专长、兼善众妙、受帝王赏识、为朝廷撰写重要文献（如序、碑）。

• 士有一长斯可矣：士人只要有一种长处、专长就足够了。斯，就。
• 文兼众妙古难之：文章能兼备各种精妙之处，自古以来都很难做到。众妙，指文章的各种优点；难之，以之为难。
• 元丰御览诸生赋：宋神宗元丰年间，皇帝亲自审阅选拔人才的赋作。元丰，宋神宗年号；御览，皇帝阅览；诸生，众学子、考生。
• 淳化屏题侍读诗：宋太宗淳化年间，在屏风上题写侍读官员进献的诗。淳化，宋太宗年号；屏题，在屏风上题写；侍读，为皇帝讲读经史的官员。
• 序建隆须还巩笔：为《建隆编》作序必须由欧阳修（欧阳修封号“巩”或指其文风坚实，一说“巩”指曾巩，但结合刘克庄推崇欧阳修、苏轼的语境，此处多解为欧阳修，亦有指曾巩之说，但“巩笔”常代指大手笔）来执笔。序，作序；建隆，宋太祖年号，代指北宋开国史书《建隆编》；还，必须；巩笔，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谥文忠，巩或指其字永叔之关联，但更常见的文学典故中“巩”指欧阳修的文笔力量）。
• 记储祥必待苏碑：为《储祥宫记》立碑必须等待苏轼书写。记，作记文；储祥，指《储祥宫记》，宋代宫观碑文；苏碑，苏轼所书之碑。
• 四美：指上文提到的“一长”、“文兼众妙”、“御览诸生赋”、“屏题侍读诗”以及“序建隆”、“记储祥”所代表的文学与政治才能，或概括为专长、文采、被帝王赏识、为重要典籍作序书碑等四种美事。
• 虚受先皇不世知：白白承受了先皇（去世的皇帝）非凡的知遇之恩。虚受，谦辞，指自己无才而受恩；不世知，非同寻常的赏识。

这首诗是刘克庄在得知先皇（大行皇帝）去世后，怀着感恩与悲痛交织的心情写下的。首联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标准：一个人只要有一样长处就足够了，但文章要想兼备所有妙处，自古就非常难。这其实是铺垫，为了引出后面那些真正了不起的“众妙”。

中间两联，诗人举了四个宋朝的真实例子：宋神宗亲自看考生的赋，宋太宗在屏风上题写侍读官的诗；给《建隆编》作序必须由欧阳修这样的大家执笔，给《储祥宫记》刻碑必须等苏轼来写。这些典故说明了什么？说明宋朝的皇帝非常重视文化，也说明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他们的才能达到了“文兼众妙”的境界，能够承担国家最重要的文化工程。

最后，诗人回到自己身上，非常谦卑地说：臣子我啊，对于这四种美事（一长、众妙、受皇帝赏识、写重要文章）哪一样能具备呢？我只是白白承受了先皇对我非同一般的知遇之恩。这里“虚受”两个字，表面是自谦无能，实际上是在深深感激先皇的赏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无法报答这份恩情的愧疚与哀痛。

整首诗通过对比古人的杰出和自己的平凡，把对先皇的感恩之情写得非常真挚深沉。刘克庄作为南宋后期的大诗人，用典精准，情感克制而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臣在国丧之际的赤诚之心。

此诗以议论起笔，开篇即提出“士有一长斯可矣，文兼众妙古难之”的文学与人才观，看似平实，实则蕴含深刻。诗人并非真的认为“一长”即可满足，而是借此反衬下文所列举的“众妙”之难能可贵。颔联与颈联连用四个历史典故：元丰御览、淳化屏题、序建隆需巩笔、记储祥待苏碑，从帝王亲选人才、君臣唱和到文坛巨擘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执笔，层层铺陈，勾勒出宋代文治极盛、人才辈出的辉煌图景。这些典故中的人物（欧阳修、苏轼）正是刘克庄心中文道合一的典范。尾联笔锋一转，由古及今，由人及己，感叹“臣于四美安能备”，以“虚受先皇不世知”作结，将前文的高昂气势化为深沉的自省与感恩。全诗结构严谨，用典贴切而不堆砌，情感由议入叙，由叙转情，最终归于对先皇知遇的刻骨铭心，体现了刘克庄作为词臣的深厚学养与忠爱之心。

此诗为刘克庄悼念宋理宗（或指宋度宗，但“大行皇帝”指刚去世的皇帝，结合刘克庄生活年代，多认为此诗写于宋理宗去世后。刘克庄曾受理宗知遇，任翰林学士等职）的挽诗组诗之一。刘克庄作为南宋后期文坛领袖，深受前朝皇帝恩宠，皇帝去世后，他满怀感恩与哀恸，写下这组诗。诗中通过回顾宋代帝王重视文治、提拔人才的典故（如宋神宗、宋太宗朝旧事，以及欧阳修、苏轼等文豪为朝廷撰写重要文献的盛况），对比自身才疏学浅，表达对先皇知遇之恩的无限感激与愧怍之情。诗中流露出对宋代文化鼎盛时代的追忆，以及个人无法企及前贤的谦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