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磨赞二首

印度（竺国）的局势动荡，让人思念着泛舟大海的情景；而中华大地祸乱初起，禅宗法脉似乎向东而来。
当时如果没有遇到梁武帝这样的好机缘，恐怕就只好深深地将真身（法脉或舍利）埋入地下，无人知晓了。

    1. 禅宗法脉：菩提达摩（Bodhidharma）是禅宗初祖，他将“楞伽经”心要传入中国，确立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风格。
    2. 梁武帝的佛教政策：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如来”，他四次舍身出家，广建寺庙，译经无数，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 “不同机”典故：梁武帝问达摩“朕建寺度僧有何功德”，达摩回答“并无功德”，导致两人见解不合，达摩遂离开建康（今南京），北上嵩山。这一事件反映了禅宗“离相”与梁武帝“着相”的修行路径差异。
    4. 护法与弘法：在佛教历史中，君王的护持（Dana of Protection）往往是佛法兴盛的重要条件。此诗强调了外缘（梁天子）对佛法传播（掘地埋 vs 显扬）的决定性作用。
    

• 释普度： 宋代高僧，字不详，活跃于南宋时期，曾参与修复六祖坛，对禅宗历史有深入研究。
• 达磨赞：： 赞颂禅宗初祖菩提达摩（Bodhidharma）的偈语或诗歌。
• 竺国：： 即古印度，古人常称印度为“天竺国”或简称“竺国”。这里指代达摩的故乡和出发地。
• 太平思泛海：： 暗示达摩西行东来之际，印度局势可能不稳定（或反语，意为虽太平但心向外求），或者指他跨越南海的旅程。此处“太平”与下句“祸起”形成对比，暗示时局变迁。
• 中华祸起：： 指当时中国（南朝梁）的政治或社会局势，也可能暗指佛法东传过程中的曲折与劫难。
• 梁天子：： 指南朝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极其崇信佛教，曾与达摩辩论，虽然两人因教义不合而“不同机”，但梁武帝为达摩提供了庇护和弘法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段因缘，达摩在中原的弘法之路可能会更为艰难甚至中断。
• 深深掘地埋：： 双关语。既指达摩圆寂后的传说（如尸首被火化后，骨骸无存，或指其法脉深藏不露），也比喻在缺乏知音和护持的情况下，真理与法脉可能被埋没。

解读这首诗，我们需要把握一个核心概念：因缘和合。

通常我们歌颂达摩时，多强调其个人的伟大、坚韧和智慧。但释普度在这首诗中，巧妙地将视角转移到了“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上。

第一层理解：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中华祸起”可能指当时社会动荡或政治复杂，佛法东传面临巨大阻力。而“梁天子”的出现，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梁武帝对佛教的极度推崇，为达摩提供了一层政治保护伞，使得禅宗这一异质于当时主流玄学和传统佛教的流派得以存活并生根。

第二层理解：对“功德”观的颠覆。 虽然梁武帝对佛教支持巨大，但在禅宗看来，他追求的“功德”（建寺度僧）属于有为法，并非解脱之道。诗人说“不遇梁天子...掘地埋”，并不是说梁武帝的功德有多高尚，而是说他的存在客观上成为了法脉延续的“缘”。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功过、从法运兴衰角度的历史评价。

第三层理解：修行启示。 对于修行者而言，这首诗暗示了弘法利生的艰难。真理的光芒（达摩的禅法）即使再灿烂，若没有受众（如梁武帝及其宫廷贵族）的承接，也可能如“掘地埋”般沉寂。因此，它教导我们要尊重善缘，感恩护法的因缘，同时明白弘法需要顺应时势。

总之，这首诗不仅是对达摩祖师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佛教社会功能与历史条件的深刻反思，体现了宋代禅僧成熟的历史观和哲学思维。

这首诗语言质朴，却寓意深远，充满了禅宗的机锋与历史感慨。

前两句“竺国太平思泛海，中华祸起向东来”，以宏大的视角对比了印度与中国的情势。达摩西行东来，本是佛法东传的大事业，但在诗人笔下，这一旅程被赋予了命运的色彩。“思泛海”写出了求法者的决绝，“祸起”则暗示了弘法环境的不确定性。

后两句“当时不遇梁天子，只好深深掘地埋”，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并没有直接夸赞梁武帝的功德（因为达摩否定过世俗功德），而是从“因缘”的角度切入。在佛教看来，佛法的传承不仅需要圣者，也需要护法者和听众。如果没有梁武帝这样的“天子”作为护法，达摩的智慧或许会被埋没。这种反诘式的修辞，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深刻洞察，也是对“缘起”法则的生动诠释。它提醒修行者，真理的显现依赖于众生的根器与时代的因缘。

整首诗格调苍劲，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禅宗的玄妙味，展现了释普度深厚的佛学功底和独特的审美视角。

宋代是禅宗高度繁荣的时期，僧人们常通过撰写“赞”、“偈”来回顾祖师事迹，以确立法脉正统并激发修行信心。释普度作为南宋著名的禅宗学者，曾对《六祖坛经》等文献进行过修订和整理。这首诗是他为达摩祖师所作的赞语之一。 诗中回顾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在梁武帝时期弘法的经历。历史上的达摩与梁武帝确实有过著名的对话，梁武帝问达摩“朕建寺、度僧、译经，有何功德？”，达摩答曰“并无功德”。虽然两人并未达成教理上的完全共识，但梁武帝的庇护使得禅宗得以在中原立足。诗人借此强调“遇缘”的重要性，感叹若当时没有梁武帝这位国王作为护法善知识，禅宗的法脉可能就会像被“掘地埋”一样，无法彰显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