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校书孔彦常校资治通监作

诸位公卿因喜爱我而邀请我居住，平日里像孔文举（孔融）那样的情谊怎能算疏远？
北极星附近有勾陈星与玄武星宿，那是天帝的府邸，森然陈列着无数图书。
从后周的赵匡胤、韩通、魏仁浦等人直到显德末年，司马光家族世代传承着良史之才。
虽然那些历史人物已经看不见了，但他们的言论事迹留存于世，就像原野上青草岁岁生长，周而复始。
我们的君主好学不倦，仿佛是生而知之，如同成汤得到伊尹后大有作为。
将来应当会有人像伊尹辅佐成汤那样效力朝廷，待此书修成，定会感动得在麒麟阁上为功臣画像纪念。

1.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著作。
2. 显德末年：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年间（954-959年），是五代十国末期，也是北宋建立的前夜。诗中“赵韩魏降显德尾”即指赵匡胤、韩通、魏仁浦等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为，隐含了由五代向北宋过渡的历史背景。
3. 司马光家族：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曾为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亦以史学闻名。司马光继承家学，与其兄司马旦皆好学，故称“蝉嫣世良史”。
4. 麒麟阁功臣：西汉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为追念霍光等十一名为中兴汉室作出重大贡献的功臣，命人绘其画像于未央宫麒麟阁，成为中国历史上画图纪功的典范。
5. 伊尹辅成汤：商朝开国君主成汤任用伊尹为相，伊尹辅佐成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后世常用此典故比喻贤臣遇明主，建立不朽功业。

• 次韵：按照原诗的韵脚和用韵次序进行唱和。
• 校书孔彦常：孔彦常，时任校书郎，负责校勘典籍的官员。
• 资治通监：即《资治通鉴》，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
• 群公：指诸位朝廷官员。
• 文举：孔融，字文举，东汉末年文学家，此处借指孔彦常，暗含同姓之谊。
• 钩陈玄武：星宿名。钩陈（勾陈）为紫微垣中的星官，象征天帝的护卫；玄武为北方七宿的总称，此处借指帝王藏书之所。
• 赵韩魏降显德尾：显德为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954-959年）。赵指赵匡胤（宋太祖），韩指韩通，魏指魏仁浦，三人均为后周重臣。“降”指时代更迭至显德末年，为宋朝建立前夕。
• 司马蝉嫣：司马光家族世代显贵，人才辈出。“蝉嫣”意为连续不断，指世代相承。
• 世良史：世代担任优秀的史官。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亦以史学闻名。
• 岁阳：古以干支纪年，“岁阳”为岁星（木星）的别称，此处泛指岁月流转。
• 吾君：指宋神宗赵顼。
• 生知：生而知之，指天生具备极高的智慧。
• 成汤得尹：商汤得到伊尹的辅佐，开创商朝。此处以成汤比宋神宗，伊尹比司马光。
• 尹躬学：伊尹自身所学的治国之道，代指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
• 麒麟阁：汉代阁名，汉宣帝曾画功臣霍光等十一人像于其上，后世用以比喻建立功勋、名垂青史。

晁补之此诗以唱和形式，集中展现了对《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的赞誉和对史家传统的敬意。首联“群公爱我邀我居，平生文举情岂疏”中，“文举”巧妙双关，既指孔融之才，又喻孔彦常之姓，表现出文人间的惺惺相惜。颔联“钩陈玄武在北极，上帝之府森图书”将秘书省校书之所提升到天帝府库的高度，极言其庄严神圣，暗示校勘《资治通鉴》工作的重要性。颈联和颔联构成历史纵深：“赵韩魏降显德尾”七个字浓缩了五代十国至北宋建立的关键过渡，而“司马蝉嫣世良史”则强调了司马光家族在史学上的深厚积淀。“其人不见其言在，青草生原岁阳止”两句富有哲理意味，历史人物虽已消逝，但其言行智慧如原上青草，在时间中生生不息，这正是《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深意所在。后四句以“吾君好学由生知”颂扬宋神宗对史学的高度重视，以“成汤得尹方有为”将司马光比作伊尹，突出君臣相得对史书修成的关键作用。结尾“应合它年尹躬学，书成泣像麒麟阁”，既预言《资治通鉴》将如伊尹之学般影响后世，又暗含希望当朝也能效法汉宣帝，表彰修史功臣的愿望。全诗在典雅的用典和严整的格律中，传达出作者对史学传承、君臣际遇以及文化功业的不懈追求。

这首唱和诗体现了晁补之对史学传统与君臣际遇的深刻理解。全诗分三个层次：首四句写作者与校书郎孔彦常的交情，以“群公爱我”开篇，借孔融典故暗扣孔彦常姓氏，并将校书之所比作天帝藏书的庄严府库，既显友情之笃，又彰校书之职的崇高。中间四句追述《资治通鉴》的修撰背景，从后周末年写到司马光家族，“赵韩魏降显德尾”以凝练笔法勾勒出五代末年的历史转折，用“蝉嫣”形容司马氏世代修史的传统，而后“其人不见其言在”化用《论语》“作者七人矣”之意，以青草岁岁生长比喻历史经验的长存，深含哲理。末四句转写当代，将宋神宗比作商汤，司马光比作伊尹，称颂君臣遇合成就史学巨著，并预言此书必将与麒麟阁功臣画像一样流芳百世。全诗用典精切，层次分明，既有对历史编纂者的敬慕，又暗含对当朝君臣的期许，展现出晁补之作为苏门学士的深厚学养。

晁补之（1053-1110），北宋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此诗作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当时晁补之在京城任职。孔彦常时任校书郎，参与校勘《资治通鉴》。司马光于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资治通鉴》书稿，进呈宋神宗。晁补之应孔彦常之邀，作此诗以和其韵，诗中高度赞扬了《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称颂司马光家族世代修史的功绩，并表达了君臣相得、史书将传之后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