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宋叔达卜居洛城见寄

离开同僚朋友们度过四十一个春天，纵然有机会相逢也仿佛在梦境之中。
有幸的是我们能在东西相邻而居，只可惜彼此都感叹自己已是衰朽老翁。
像汉文帝在宣室前移坐席询问鬼神，你即将离我而去；而我如庾信想要卜居草屋，行囊却空空如也。
惆怅地望着新堤上那一片碧绿的辽阔草地，拄着藜杖与你携手同游，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1. 酬和诗：这是古代文人墨客之间相互酬答、唱和的一种诗歌类型。友人宋叔达先有诗寄给司马光（即“见寄”），司马光便写此诗作为回应，称为“酬”。这类诗常常会围绕原诗的主题进行发挥，同时表达自己的心境与情感。

2. 用典手法：本诗颈联连用两个典故。“汉文前席”典出《史记·屈贾列传》，汉文帝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听得入神，不觉移动坐席向前靠近。后世常用此典表示君王对臣子的赏识与器重。“庾信诛茅”典出北周诗人庾信。庾信羁留北方，思念故乡，常有归隐之思，“诛茅”即剪茅为屋，指营建居所。诗人借这两个典故，委婉地表达了友人可能被朝廷召回、自己却只能在此筑屋闲居的境况。

3. 司马光与洛阳：北宋时期，洛阳是陪都（西京），也是很多致仕或赋闲官员的聚居之地。司马光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之久，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并与邵雍、程颢、程颐等理学家以及富弼、文彦博等旧党元老交往密切，形成了著名的“洛阳耆英会”文化圈。这段时期是司马光人生中重要的学术创作期，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之一，诗风多趋于闲淡、深沉。

• 离群：离开朋友、同僚。这里指离开官场或同僚们，独自生活。
• 四十一春风：指四十一个年头。“春风”借指岁月、时光。
• 东西作邻舍：指诗人与友人宋叔达分别住在相距不远的东西相邻之处，成为邻居。
• 汉文前席：典故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询问鬼神之事，听得入神，不觉移动坐席向前（前席），靠近贾谊。这里借指友人宋叔达即将被朝廷重用，离他而去。
• 庾信诛茅：庾信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晚年思念故乡，曾作《哀江南赋》等作品表达归隐之心。“诛茅”指芟除茅草，引申为卜居、营建住所。这里是诗人以庾信自比，想建房定居却财力不足（橐未充，即囊中羞涩）。
• 新堤：指洛城新修筑的堤坝或河堤，是诗人与友人可能同游的地方。
• 杖藜：拄着藜杖。指老人行走。携手：手拉手，指一同游玩。

《酬宋叔达卜居洛城见寄》是司马光晚年闲居洛阳时，写给即将或已经来洛阳卜居的友人宋叔达的一首答诗。全诗围绕“相逢”与“离别”、“喜悦”与“感伤”展开，展现了诗人复杂而细腻的内心世界。

诗歌开篇从漫长的离别写起，“四十一春风”极言时间之久，使得任何重逢都带着梦一般的虚幻感，奠定了全诗深沉的感情基调。随后诗人笔锋一转，写到两人得以东西为邻的幸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这种喜悦很快被“彼此是衰翁”的现实所冲淡，流露出一股英雄迟暮的无奈。颈联通过两个典故，将这种复杂情感推向更深层次：诗人一方面为友人可能被朝廷重用（“汉文前席”）而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为此后可能再次分离而暗暗担忧；同时，用“庾信诛茅”自况，表明自己在此定居的决心与清贫的现状。尾联将目光投向“新堤碧芜”的美好景色，发出“杖藜携手几时同”的深情一问，将对友情的珍惜、对相聚的渴望以及对未来的迷茫融为一体，感人至深。

整首诗结构严谨，情感层层递进。语言看似平实，实则内涵丰富，既有对漫长岁月的深沉喟叹，又有对晚年友情的温暖珍惜，还有对现实处境的坦然陈述。它不仅是司马光与友人宋叔达个人情谊的真实记录，也为我们了解宋代士大夫在政治风波之外的晚年生活与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细腻而深刻的窗口。

这首七言律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充满了对友情的珍视和对人生暮年的感慨。

首联“离群四十一春风，纵有相逢似梦中”，起笔便以沉郁的笔触回顾了漫长的离别岁月。四十一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一年？即便偶尔相逢，也因时光的久远和世事变迁，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这不仅写出了与友人相见的难得，更深层地写出了历经宦海沉浮后的沧桑心境。

颔联“幸得东西作邻舍，但嗟彼此是衰翁”，情感一转，由悲转喜。漫长的离别之后，能在晚年成为近邻，这无疑是上天莫大的恩赐，一个“幸”字包含了无限的喜悦与满足。然而，紧接着的“但嗟”二字又将情绪拉回现实。喜悦之余，两人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衰颓老翁，这种对年华逝去的叹息，为重逢的喜悦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悲凉，使得情感更加复杂深刻。

颈联“汉文前席人将去，庾信诛茅橐未充”，用典精当，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矛盾与担忧。“汉文前席”用贾谊之典，暗示友人宋叔达才华横溢，可能即将被朝廷重新起用（人将去）。这既是夸赞，也暗含了对友人离去的隐隐不舍。“庾信诛茅”则以庾信自比，表明自己想在洛阳安心终老，安居乐业，但无奈“橐未充”，囊中羞涩，经济并不宽裕。这两句既写出了对友人前程的关注，也写出了自己安贫乐道、卜居于此的现实状态。

尾联“怅望新堤碧芜阔，杖藜携手几时同”，回到眼前景，心中情。诗人望着新堤外辽阔的碧绿草地，这美好的景色却因为友人的可能离去而变得令人“怅望”。他拄着藜杖，深深地期盼着能与友人一同漫步在这堤岸上，携手同游。“几时同”三字，将这种期盼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融为一体，既有深情的向往，也有无奈的惆怅，余味悠长。

全诗感情跌宕起伏，从离别的感慨，到为邻的喜悦，再到对衰老的感叹和对友人离去的担忧，最后归于对携手同游的期盼，层层递进，真切动人，展现了司马光晚年平和冲淡而又深情内敛的诗风。

这首诗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晚年退居洛阳期间所作。宋叔达是司马光的朋友，两人曾同朝为官。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离京，于熙宁四年（1071年）退居洛阳，在此购置尊贤坊北的独乐园，专心编纂《资治通鉴》。此间，他与一批同样寓居洛阳的老友（如邵雍、文彦博、富弼等）诗酒唱和，悠游山林。友人宋叔达也有意或已在洛阳卜居，并寄诗给司马光。司马光便写了这首诗作为酬答，表达了对友人到来的欣喜、对年华老去的无奈以及对友人可能再次被朝廷起用的复杂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