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苏辙 〔宋朝〕
秋成粟满仓,冬藏雪盈尺。
天意愍无辜,岁事了不逆。
谁言丰年中,遭此大泉厄。
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实。
田家有余粮,靳靳未肯出。
闾阎但坐视,愍愍不得食。
朝饥愿充肠,三五本自足。
饱食就茗饮,竟亦安用十。
奸豪得巧便,轻重窃相易。
邻邦谷如土,胡越两不及。
闲民本无赖,翩然去井邑。
土著坐受穷,忍饥待捐瘠。
彼哉陶钧手,用此狂且愎。
天且无奈何,我亦长太息。
古诗译文
秋天丰收,粮食装满了粮仓;冬天储藏,积雪已有一尺多深。上天似乎怜悯无辜的百姓,一年的农事顺利没有违背时节。谁说是丰收的年景中,却遭遇了这样的货币贬值之困。钱币的质地虽然十分精良,但价值早已名不副实。农家本有余粮,却吝啬地不肯出售。乡里邻人只能坐视,眼睁睁看着饥民无食可餐。早晨饥饿只求填饱肚子,三五个钱原本就足够了。吃饱后再喝点茶,哪里还用得着十个钱。奸猾豪强趁机取巧,用轻钱换重钱,暗中牟利。邻邦的谷贱如泥土,却因为路途遥远,无法互通有无。无业的游民本就无所依赖,纷纷翩然离开家乡。本地居民坐守贫困,忍受饥饿,等待被救济。唉,那些掌握权柄的人,行事狂妄又固执。连上天都无可奈何,我也只能长久地叹息。
知识点
1. 宋代货币制度与“钱荒”:北宋时期因商品经济发展、铜钱外流、民间囤积等原因,常出现“钱荒”(流通货币不足)现象。而徽宗朝又因滥发当十钱等大面额钱币,导致通货膨胀,币值混乱,本诗即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
2. “肉好”的货币学概念:古代钱币中,“肉”指钱币的实体,“好”指钱孔。钱币铸造精良称为“肉好”,诗中“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实”意即钱币虽制作精美,但面值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3. 崇宁钱法: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主持推行币制改革,铸造“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当十钱,强制流通,引发物价飞涨、私铸盛行,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苏辙此诗是对这一政策的深刻批判。
4. 北宋末年的流民问题:诗中“闲民本无赖,翩然去井邑”反映了当时因经济崩溃、赋税沉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成为流民的社会现实。
5. 苏辙晚期诗歌风格:苏辙晚年诗风沉郁,多关注民生疾苦,语言平实而意蕴深刻,此诗是其晚年现实主义诗风的代表作之一。
古诗注解
-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丙戌年(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十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
- 大泉厄:指货币(钱币)流通中的困境。“大泉”泛指钱币,“厄”指困厄、灾难。
- 肉好:古代圆形钱币的专有名词。“肉”指钱币的实体,“好”指钱孔。此处代指钱币的质量。
- 十百非其实:指钱币的面值与实际价值不符,存在贬值现象。
- 靳靳:吝啬、舍不得的样子。
- 闾阎:里巷的门,借指平民百姓、乡里。
- 愍愍:忧伤、怜悯的样子。
- 奸豪:奸诈而有权势的人,指豪强、不法商人。
- 巧便:巧妙的手段,指投机取巧的方法。
- 轻重窃相易:暗中将轻钱(劣币)与重钱(良币)交换牟利。
- 胡越:胡地在北,越地在南,比喻相距遥远。
- 闲民: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游民。
- 井邑:乡村和城镇,泛指家乡。
- 土著:世代居住本地的人。
- 捐瘠:饥饿而死。“捐”指弃,“瘠”指瘦弱、死亡。
- 陶钧手:比喻执掌国家大权的统治者。“陶钧”本指制作陶器的转轮,引申为治理国家。
- 狂且愎:狂妄且刚愎自用。
讲解
这首诗是苏辙晚年目睹北宋社会经济崩溃时写下的沉痛之作。诗歌从一场大雪写起,看似写天气,实则写社会气候的严寒。理解这首诗,首先要把握“丰年却闹饥荒”的核心矛盾:秋收满仓,冬雪盈尺,本是丰年之兆,却因货币政策的失误,导致农民不敢卖粮、穷人买不起粮的畸形局面。诗中“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实”一句,直指问题的症结——钱币贬值,信用破产。
其次,要注意诗人对社会各阶层的刻画:吝啬的田家、坐视的闾阎、取巧的奸豪、离乡的闲民、忍饥的土著,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末世百态图。而“邻邦谷如土,胡越两不及”则揭示了经济封锁、市场割裂的严重后果,即便他乡粮贱如土,也难以惠及本地饥民。
最后,诗歌的批判锋芒直指执政者——“彼哉陶钧手,用此狂且愎”,将民生疾苦归因于统治者的狂妄与固执,这种直接抨击朝政的勇气,在苏辙晚年作品中尤为可贵。结尾“天且无奈何,我亦长太息”两句,将个人的叹息与天道的无奈融为一体,使全诗弥漫着一种深沉的悲剧感,既是诗人对时局的绝望,也是对那个时代百姓命运的最沉痛注脚。
古诗赏析
这首诗以“大雪”为题,实则借题发挥,深刻反映了北宋末年币制混乱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前四句)描绘了秋收冬藏的丰年景象,与“大泉厄”形成强烈反差,奠定了“丰年犹困”的悲剧基调。第二层(从“肉好虽甚精”至“胡越两不及”)具体描写货币贬值对农村经济的破坏:钱币名不副实,农民惜售粮食,奸豪从中渔利,邻邦谷贱却无法流通,形成了“钱荒”与“谷贱”并存的怪圈。第三层(从“闲民本无赖”至结尾)聚焦于百姓的命运,游民离乡,土著忍饥,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执政者(“陶钧手”),斥其“狂且愎”,并以“天且无奈何,我亦长太息”作结,表达了深沉的无力感与悲愤之情。
在艺术手法上,诗人善用对比:丰收与饥荒、钱币的“肉好”与“非其实”、农民的“有余粮”与“不肯出”、闲民与土著的不同命运等,层层对比,强化了社会矛盾的尖锐性。语言质朴而犀利,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既有白描的现实场景,又有直抒胸臆的批判,体现了苏辙晚年诗歌深沉的现实主义精神。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十月二十三日。当时北宋朝廷推行“崇宁钱法”,因铸造新钱(崇宁重宝、崇宁通宝等)并强制推行,导致货币混乱,钱币贬值严重。加之奸商豪强趁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造成“钱荒”与“谷贱伤农”并存的局面。农民虽有粮食,但因钱币贬值而不愿出售,而贫苦百姓却因无钱买粮而陷入饥荒。苏辙晚年寓居颍昌(今河南许昌),目睹了这场由币制改革引发的民生困顿,有感而发写下此诗,借大雪之题,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矛盾与民不聊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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