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陶渊明，晚年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死后由朋友刘宋著名诗人颜延之所谥），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晋世名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约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父名史不载，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 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退隐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有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五）》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陶渊明纪念馆是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陶渊明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庐山西麓九江县城沙河街东北隅，占地1600平方米，为纪念东晋诗人陶渊明而建立。1985年7月30日开馆。馆址原是陶靖节(渊明)祠。该祠原座落在县南25公 里面阳山靖节墓左前麓，明嘉靖十二至十七年(1533 ～1538)重修，江南民居风格，面积约250平方米，1982年按原貌迁建于今址。祠的建筑面积约250平方米，砖木结构，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又像古 书院的建筑形式，分正堂和前厅两重，中隔天井，两侧配有厢房，简朴大方.正堂塑立了2米多高陶渊明身像，相貌庄重，头部扎漉酒巾，手握着一卷《山海经》。 两壁镌刻陶渊明四十一代孙、明邑庠生陶享所撰《陶靖节祠祀文》，又清翰林刘延琛所题书的匾额：“羲皇上人”、“望古遥集”。大门首有明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旗 为题书的“陶靖节祠”石匾，两耳门分别通向菊圃和柳巷。

　　纪念馆建筑外观与陶祠风韵相仿。馆内辟有《陶渊明生平事略陈列》，收藏和展出有关陶渊明行 踪的图表、照片、家谱和历代陶学专著、名人书画300多件。线装《陶渊明集》30多部，最早为清康熙十一年 (1672) 蒋薰本。该馆附有《九江县历史文物陈列》，展出陶渊明生活年代及其居地柴桑、寻阳城址出土的文物。

隐逸诗人　　俗称五柳先生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隐退原因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青少年时期（28岁以前）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学仕时期（29-41岁）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

归田时期（42-63岁）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著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陶渊明，中国是中国文学史上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比肩的伟大诗人。陶渊明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是哪里人，甚至也不说生于何时何地。于是，在陶渊明的出生年份上，就出现了公元365年、公元369年、公元372年等等多个版本。陶渊明的身世也成了难解之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宜丰学者凌诚沛主持组建了“陶渊明始家宜丰”研究小组。前后经过近20年的调研考证，他们确认陶渊明于公元365年出生在今天的江西省宜丰县澄塘镇新安村的安成自然村。公元393年陶渊明时年29岁，与妻及子离开南山陶家坪。此后陶渊明一家在浔阳居住了24年。其间，陶渊明因王氏妻亡，继娶浔阳翟氏。公元416年，陶渊明52岁，与妻翟氏带幼子佟回到宜丰故里，修葺南山旧宅而居之，11年后，陶渊明卒于星子栗里，后归葬康乐县义钧乡之七里山即今宜丰澄塘镇的七里山。上述考证的结果，第一次给了陶渊明生平事迹一个清晰完整的印象。

田园诗　　两晋时盛行玄言诗，思想内容空虚狭隘，浮浅乏味。而陶诗异军突起，平淡自然，为当时沉闷的文坛吹进清新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表现了淳朴的农村生活情趣，描写了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既表现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又表现出坚决与污浊政治决裂的情操。他的诗描写乡居生活，讴歌劳动和躬耕自给，这些都是以前的封建文学中所没有的，如《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

咏怀诗　　以及叙写时事的诗，如《饮酒》、《杂诗》《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对政治的关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其它诗作　　部分诗作有“乐天知命”，“委任自然”，消极避世的消极思想。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 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散文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文章用极其简洁的笔墨表达了不同流俗的性格，清楚地划出一条与世俗的界限，从而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隐士形象，五柳先生也成为寄托中国古代士大夫理想的人物形象。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　　《桃花源记》的故事和其他仙境故事有相似之处，描写了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其中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东晋　　陶渊明去世后，他的至交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下《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他死后几十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爱不释手。萧统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南朝　　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他的诗文作品，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隋唐　　有越来越多的诗人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对陶渊明的评价越来越高。初唐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以琴酒自娱。

唐朝　　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　　赏读《高士传》，　　最佳陶征君，　　目耽田园趣，　　自谓羲皇人。

　　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视为知己，他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写道：　　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　　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　　鼎石分门户，词场继国风。　　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　　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　　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 　　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　　盘错神明惧，讴歌德义丰。　　尸乡馀土室，谁话祝鸡翁？

　　中唐诗人白居易，非常敬仰陶渊明的为人。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很近。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这首诗。诗中先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膻”，颂扬陶渊明高尚的人格：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　　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　　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　　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　　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　　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　　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　　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　　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白居易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写道：　　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　　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　　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就说得很明白：“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

两宋时期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欧阳修盛赞《归去来兮辞》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曾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　　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很准确的。苏东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晚年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居高声自远”，由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在北宋文坛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极力推崇陶渊明，对进一步确定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在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苦闷中，把陶渊明引为知己。在《水龙吟》词中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辛弃疾留下的词作626首，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诗陶文的有60首，几乎每10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辛弃疾在《念奴娇》中称：“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给予了陶渊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评价。

元朝至今　　沿袭了两宋对陶渊明的崇高评价。　　鲁迅先生曾说过，“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陶渊明的不朽诗篇，陶渊明的伟大人品，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陶渊明的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他的语言，看似质朴，实则奇丽。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是田园诗的精品或极品。其中《少无适俗韵》，编在中学生的语文课本中。诗的抒情沁人心脾；诗的写景，豁人耳目。读过后叫人终生难忘。什么时候读，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却未必志同道合。仔细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的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的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物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道、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选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渊明诗文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