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一字次公，金坛城西南窑村人，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出生在一个隐士家庭。祖父戴修誉，父亲戴昚用，都是终生隐居不仕的士人。戴叔伦年少时拜著名的学者萧颖士为师，他博闻强记，聪慧过人，“诸子百家过目不忘”，是萧门弟子中出类拔萃的学生。至德元载（756年）岁暮，为避永王兵乱，25岁的戴叔伦随亲族搭商船逃难到江西鄱阳。在人生地疏的异乡，家计窘迫，于是他开始探寻仕途。 大历元年（766年），戴叔伦得到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刘晏赏识，在其幕下任职。大历三年，由刘晏推荐，任湖南转运留后。此后，曾任涪州督赋、抚州刺史，以及广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经略使。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是个出色的地方官吏。贞元五年（789年）四月，他上表辞官归隐，六月十三日在返乡途中客死清远峡（今四川成都北）。第二年返葬于金坛小南门外县城南郊。明万历46年（1618年），金坛知县张翰中为疏通城内漕河，将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今南门面粉厂南围墙前），并亲自题立“诗伯夜台”墓碑，即“大诗人之墓”的意思。

　　戴叔伦是江苏/金坛县人。他爷爷戴修誉和他爸爸戴昚用，都做了一辈子隐士而不愿为官。可到了戴叔伦这辈儿，他与哥哥戴伯伦就都开始做官了。他哥哥做的官不大，仅是个县令。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说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中的进士，恐大谬。唐人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墓志铭”很清楚地说，戴叔伦死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春秋五十八岁。倒推一下，其生年则为公元732年。而公元805年时，戴叔伦已经死了17年了，绝不可能再登什么进士第。想必辛文房是没见过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这篇“墓志铭”，所以就一通瞎猜。戴叔伦中进士，估计应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那时他二十六岁，“安/史之乱”也刚平息。在“安史之乱”平息前，戴叔伦一直跟从当时的名士萧颖士学习，且因避乱而去鄱阳暂居过几年。他三十二岁时，吏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刘晏很欣赏他，向朝廷上表推荐戴叔伦为九品秘书正字，并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盐铁转运的差事，其实就是负责国家盐务与钱粮的运输。那时，刘晏负责的是湖南一带的盐铁转运，戴叔伦可谓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次，戴叔伦押解钱粮路过四川云安，正逢叛臣杨子琳谋反，劫持了戴叔伦，并威吓戴叔伦说，“把钱交出来，我就免你一死。”我们的戴大人竟也宁死不屈了一把，说“身可杀/财不可夺”，那杨子琳看看也没什么办法，就又把他放了。戴叔伦因此而升为八品的监察御史。五十岁时，再升为七品的东阳县令。任县令期间，因政绩卓着，加授从六品的大理司直。五十二岁时，提升为正六品的侍御史。五十三岁那年，代任四品的抚州刺史，同年转正，加授金紫服（《新唐书车服志》曰：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封谯县开国男爵位。

　　戴叔伦的诗，自唐人高仲武说他“其骨稍软”后，清代的纪晓岚、翁方纲、乔亿等人也都讲他“雄浑不足”或“皮松肌软”之类的话。我倒不以为然，因为大凡充满澹泊之意的诗，你让它怒目圆睁或铿锵有声也不大可能，雄浑与澹泊原本就是一对儿矛盾，非要二者兼备起来，就是浑球儿的要求了。再则，纪晓岚、翁方纲是何等脾气与人物----那是拼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写的东西自然是“进取”有余、“奋斗”刚强。

　　而戴叔伦是不想逞强的，即使三十岁出头时被刘晏推荐做了九品的秘书省正字，也还抒写着“野人无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时，对于仕途其实已有厌倦情绪了，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绣为衣”以及“身随幻境劳多事/迹学禅心厌有名”之类的诗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据说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隐于小天台山中，常与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经》，很打算求仙学道。

　　其实，戴叔伦有他自己的诗歌观，他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蓝田那地方在陕西省，以盛产美玉闻名。但美玉在尚未开采出山以及未加工前，猛地看去其实与一块破石头无异，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来观赏，与其拿到眼前来看一块破石头，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时所生发出的朦胧光芒。把这句话说的更明白些，其实就是说“诗贵朦胧”。当然，这句话可能也还有另外一种指向----诗人与诗之关系，因为“蓝田生玉”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只有蓝田那地方才能产出美玉”，换言之----只有好诗人/才能出好诗；而好诗人未必就能够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一但你离诗人近了/熟了/没了神秘感，没准儿就开始讨厌他了。倘若再发现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口臭腋臭的气息，以往那美好诗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彻底糟蹋。若干年前，我去贵州出差，顺便到贵州农学院造访了一下印象中还不错的诗人郑单衣，可见面时惊闻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胡臭，就再也不想见他的人和诗了。

　　估计戴叔伦是不会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远一点，留个好印象。他让人远远看他的诗，自己也把诗写得远远的----

　　年年五湖上，厌见五湖春。长醉非关酒，多愁不为贫。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风尘。今日扁舟别，俱为沧海人。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历代评论者能比较认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 《中兴间气集》里所选的六首戴诗，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极玄集》里所选的七首戴诗，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韦糓所编的《才调集》选戴诗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实，从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诗坛上的主流诗体，即使是“省试诗”也是十二句的五言体，所以诗人大都对五言诗的写作下过极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体见长的诗人也就不独戴叔伦一个了。 有一个情况是需要特别说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伦名下的诗，伪作及还不能确定的比较多。 《全唐诗》共收戴叔伦诗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诗集/朱警的《唐百家诗》/胡震亨的《唐音统笺》/《文苑英华》以及清康熙年间席启寓所编的《唐百名家集》等书为依据编纂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寅先生耙梳考证，暂时得出可确信为戴作的184首，可确定为伪作的56首，而备考之作依旧高达64首之多。戴诗的伪作及不确定之作的数量之所以很高，主要因为历经宋/元时期的频繁战乱，各类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严重，明代以后的民间私馆刻本又基本属传抄性质，七拼八凑，许多诗甚至都是唐代以后的人所写，故可做的考据工作依然很多。四百多年后的宋朝，也有位姓戴的诗人叫戴复古，诗名响彻东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这人便是戴叔伦的后裔。若比较二人的诗，我其实更喜欢戴复古的，也常摘他的对偶诗句写成对联赠给友人，诸如“心宽忘地窄/亭小得山多”、“无心当世用/袖手看人忙”、“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还来”等等。

　　有关戴叔伦的家庭，据史料所载，他先后取过两位妻子，第一位是永州刺史韦采的女儿，继室娶的则是殿中侍御史崔殷之女。他膝下究竟有几个孩子，不知道。只知道他的继室在公元787年左右过世时，撇下了一个仅有六岁的女儿。那年戴叔伦55岁，可谓晚年丧妻。他借女儿六岁生日的机会还写下一首《少女生日感怀》的七律诗，以此----“五逢晬日今方见/置尔怀中自惘然/乍喜老身辞远役/翻悲一笑隔重泉/欲教针线娇难解/暂弄琴书性已便/还有蔡家残书籍/可能分与外人传”（今天又到了那曾为你过过五次的生日/可我把你抱在怀中时却感到异常茫然/虽说老父我庆幸自己还能在你身边而没远赴异乡为官做事/但一想到与你刚刚去世的母亲相隔黄泉就悲上心头/想教你做针线活儿可你还太小而不懂事/想让你学琴棋书画的本领可又怕你因此而丧失了孩子的那股天真劲儿/家里老父我留下的书籍虽像当年蔡邕死后留给他女儿蔡文姬的一样多/但恐怕只能传给外人去读了）。戴叔伦写完这首诗的三年后，也就是小女儿九岁时，自己也便离开了人世。从这首诗上看，至少在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女儿。

　　戴叔伦的诗，体裁形式多样：五言七言，五律七律，古体近体，皆有佳作。题材内容也十分丰富：有反映战乱中社会现实的，有揭露昏暗丑恶世道的，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慨叹羁旅离愁的，也有描绘田园风光的……而在他的诸多诗篇中，最有价值、最富有社会意义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例如：《女耕田行》：“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砍地翻新泥。”“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写尽农家妇女劳作之苦；《边城曲》：“人生莫作远行客，远行莫戍黄沙碛，黄沙碛下八月时，霜风裂肤百草衰。”写远戍边城士兵的艰辛；   《屯田词》开始写：“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后来在遇到天旱、蝗灾、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官吏还强迫去砍伐南山树木，赶着耕牛去，耕牛也因“霜重草枯”而冻死，诗人禁不住发出“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 如雨”的慨叹。这些诗，不仅从正面描写封建压迫与剥削下劳动者的痛苦生活，而且语言平易畅达，描写细腻委婉，感情充沛连绵，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另外，戴叔伦还给后人留下了颇为有名的论诗名言，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对宋明以后的神韵派和性灵派诗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唐代著名田园诗人戴叔伦，幼年才思敏捷。一次，老师带他到郊外游玩，来到一个名叫白店的地方，正好遇见一只白色的公鸡站在高处啼叫。老师即兴拟出上联：

　　白店白鸡啼白昼；

　　小叔伦边走边寻思，一直到了日头偏西，还未想出恰当的对句。后来，他们走到一个叫黄村的地方，恰巧碰到一只黄狗从大门内窜出来，追着他们狂叫。这时，戴叔伦灵机一动，马上对出下联：

　　黄村黄犬吠黄昏。